英的學校在文廟，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過平民中學，當時非英也隻是一個兼課教員，現在他作了這個學校的主持人。
我看見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發，還有他那一身肮髒的灰布學生服。
他瘦多了，老多了！學校辦得有生氣，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
拿我的生活同他相比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裡搭一張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卻少有時間交談，白天他很忙，晚上雖然蚊子多，他卻睡得很好。
他太疲勞，倒在床上就打呼噜。
其實我不是來采訪，不需要記錄什麼，我隻是在旁邊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
對他的所作所為，我隻找到一個解釋：都是為了學校和學生。
有時我從别的朋友那裡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總是苦行一類，講話人一方面稱贊他，另一方面又帶了點批評的口氣，我們都擔心過度的工作會弄壞他的身體。
他患痔瘡，又不認真治療，聽說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小時才能夠工作。
我提醒他注意身體，我勸他放下工作休息一兩個月，他隻是笑笑，說是時間不多了，說是學生們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減輕他的工作負擔。
我又不願意照他那種方式生活，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
經過十天的接觸，我們成了談話毫無顧慮的朋友，但還不能說是互相了解。
對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
他希望我帶點書給學校，我捐了兩箱書給他們送去。
為學校我就隻做過這件小事。
當時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許多雜事，常常辦了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學校的影子就漸漸淡了。
又過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鄉村師範的陳洪有同去的。
這次我也隻停留了一個多星期，不過同非英談話的時間多一些。
學校又有了發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
我勸他治病，先治好痔瘡再說。
他卻認為工作更重要，應當多做工作。
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不過他那種“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當感動，因為我自己缺乏這精神，而且我常常責備自己是“說空話的人”。
我總是這樣想：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單靠“拚搏”是不夠的。
洪有陪我在廣東鄉村旅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和中山大學教授朱洗夫婦同船回上海。
經過廈門船停在海中，兩個朋友從泉州趕來同我見面，我們坐劃子到鼓浪嶼登上日光岩，眺望美麗的海，暢談南國的夢。
分别的時候我還把未用完的旅費拿出來托他們轉交給非英，請他一定治病。
我說：“這是一個關心他的朋友對他的一點敬意。
”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錢用來幫助了一個貧苦的學生。
第二年聽說他帶了二十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這不是在摧殘自己嗎？後來我回國，他也從北方旅行回來，經過上海，在閑談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體有點支持不住的意思。
我勸他留在上海治病，他還是同學生們一起走了。
我不能說服他，他總是表示要盡可能多做事情。
他常說：“時間不多。
”我們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說空話，他多幹實事。
而且我越來越不贊成吃苦拚命的做法。
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學習他，我因為自己講空話感到苦惱，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來上海，在我家裡住過一兩夜，我們談得不少，可是還是保留着一些分歧。
他回泉州後給我來過一封信，記得信裡有這樣的話：“我并沒有大希求，我一向是小事業主義者，我隻想我們應設法努力多做點好事。
”除了教書辦學校，他還想辦小刊物，印書……
四
全國解放後我忙着“改造思想”，跟許多朋友斷了聯系，仿佛聽說非英、洪有都在廣州教書，而且都參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開會，經過廣州去香港，也不曾打聽他們的消息，我應該承認，生活的經驗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蕭珊在廣州過春節，洪有到賓館來找我們，他講起五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
他死在勞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麼辦呢？我歎了一口氣，這個熱愛教育事業、喜歡接近學生的數學教員沒有家，沒有孩子，關于他的不幸的遭遇，關于他的最後的結論，沒有人出來過問，也沒有人講得出具體的情況，洪有知道的就隻有那麼一點點。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陽光，到處聽見“發揚民主，加強團結”的歌聲，我心情舒暢地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作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
當時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講出了心裡話，沒有想到過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階級鬥争，從此我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
我和洪有在廣州見面正是在充滿希望的最好時候，可是我們沒有想到為亡友做一件事情，當時也不可能為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後大抓階級鬥争，大樹個人迷信，終于在我們國家開始了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我看見了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
五
辯證法并沒有欺騙我們，黑暗到了盡頭，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幫”爬到權力的峰頂，便滾了下來。
他們把别人關進監牢，最後他們也讓别人關進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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