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設身處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
我這樣關心她，因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點我都有，我也是一個“頭腦遲鈍”、“竅開得慢”的孩子。
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點的學校裡受填鴨式教育吧。
幸運的是我做孩子的時候并沒有那麼多的作業，那麼多的功課，我還有時間開動自己的腦筋胡思亂想。
不要輕視胡思亂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總是順着思路緩緩前進，隻有多用自己腦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認真的探索和追求。
為了這個，就需要用“開導”、“啟發”的方法教會孩子們經常開動腦筋獨立思考，順着思路自己解決問題，逐漸做到舉一反三、一通百通。
自學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開動腦筋？
大家知道教育（首先是兒童教育）的重要。
可是卻沒有人站出來說：“教育，甚至兒童教育也絕不是：我替你思考，你隻消呑下去、牢記住！”因為有這種想法的人确實很多。
我年輕時候也是這樣主張：要是大家都聽一個人話，照一個人的意見辦事，那麼一切都簡單化了；全國人民隻有一個思想，一個主張，做起事來豈不是十分方便？其實這種想法并不聰明，全國人民要是隻靠一個人動腦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
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開動腦筋，為什麼還要把學校辦成培養“填鴨”的場所？
進過的話用不着再講了。
但曆史對人是不會寬容的，輕視教育的人會受到懲罰。
普及教育絕不是單單制造大批隻知唯唯諾諾、舉手、蓋章的人，即使再好的老師，也得重視學生的腦子。
學生要肯動腦筋，會動腦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藍，否則單靠灌輸和強記，那麼教出來的學生就會一代不如一代了。
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但是老師也有老師的苦衷。
人們的注意常常集中在考分上，集中在升學率上；人們都喜歡聽話的孩子。
跳跳蹦蹦的孩子，愛動腦筋的孩子不一定聽話。
要培養什麼樣的學生？老師們也得看上級，看家長，看社會，老師們也常常感到壓力。
我想老師們也不一定願意多給學生布置作業，作業多了，老師看起卷子來也很吃力。
不過誰都願意教出更多的好學生，總想好好地幹啊。
那麼怎麼幹呢？靠填鴨的方式總是不行的。
老師也得開動腦筋啊！
所以人們常常談起“尊重老師”的風氣。
這的确重要，辦成好的學校，培養好的學生，都要靠好的老師。
不尊重老師，就辦不好學校。
我年輕時候讀過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小說《心》，最初是包天笑的改編本《馨兒就學記》，然後是夏丐尊的全譯本《愛的教育》。
小說寫的是一個意大利市立小學三年級學生一年中的見聞。
原書是很有名的兒童讀物。
夏譯本的讀者很多，影響很大。
小說描寫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
可是書中叙述師生間的感情和同學間的感情非常動人。
我以為辦兒童教育，首先就應當在學校中培養尊師愛生、同學互助的感情。
在一般情況下，學生總是尊敬老師的。
但是在“文革”時期，我卻見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學生把老師當作仇敵。
在那些日子裡學生毆打老師，批鬥老師，侮辱老師，讓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慘死在紅衛兵的拳打腳踢之下。
我不記得那些十四、五歲的男女學生強占房子、設司令部、抄家打人搶東西的情景，我也沒有忘記，一個初中學生拿着銅頭皮帶在作協分會後院裡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發生事情！我們還會再有這樣的學生嗎？我們還會再有這樣的孩子嗎？
關于端端，我不想再寫什麼了。
倘使三年後我還能執筆，我倒想寫寫她升學高中的事。
這次動筆寫《三說》的時候，我絕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紅司令，可是疑問自己出現了：填鴨式的教育，怎麼會産生那些昙花一現的小小紅司令呢？
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七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