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當時的情景，眼睛也有點濕潤起來。
周天虹也唏噓不已，為了緩和他的情緒沒有多說什麼。
“此後，我們經過長途跋涉，終于來到延安。
”小林繼續說道，“那時延安已經有了二三十個日本人了。
我們見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是非同尋常的高興。
山南海北，說個沒完沒了。
中國共産黨幫助我們成立了一個‘日本工農學校’。
校長就是日本共産黨的領導人岡野進同志。
學校設在延安寶塔山半山腰的窯洞裡。
開始，我們以為，這不過是中國人對我們日本俘虜的另一種管教方式而已，是決不會有什麼人身自由的。
事情恰恰和我們的想法相反，我們過的完全是自由民主的生活。
如果說這個學校的特點，那就是民主自治。
這和日本那種以打耳光為家常便飯的法西斯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
我們完全由學員投票選舉成立了自己的學生會，來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各種活動。
還經常有組織地向學校反映學員的意見。
學校和中國同志都充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日本民族的生活習慣。
說老實話，我們即使在國内也從未享受過這樣自由自在的生活。
當時八路軍的津貼費分為五等：士兵一元五角；排級二元；連級三元；營團級四元；師級包括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同志均為五元。
而我們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一律按連級幹部待遇。
在供給上中國同志以小米為主，我們卻主要是大米、白面。
上午是一菜一湯，下午是兩菜一湯，幾乎天天都有一點肉。
這樣的生活，當時在延安是很難得的。
這樣的精神與物質的生活，使我們漸漸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生活在異國他鄉的戰俘，而是把自己也當成一名八路軍的戰士了。
我們飯後，經常到延河邊散步遊戲，和中國同志親切交談，覺得非常愉快。
那時延安有一個詩人，名叫劉禦，他寫過一首民歌風的詩：‘嘉陵綠，延河清，城裡城外有幾個日本兵；這裡跑出，那裡跑進，我們好像一家人。
’這大概就是那時候我們生活的寫照了。
“我剛才說過，我要仔細觀察一下八路軍到底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
有一天晚飯後，我和幾個同學到延安城裡散步。
一路走一路說笑，沒有注意走到中央的駐地去了。
那裡人們正在比賽籃球，圍觀的人很多，不斷傳出笑聲和掌聲。
我們也就擠進人群觀看。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從前方回來的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也在其中。
這天，他像其他人一樣穿着個白背心，汗流浃背地在籃球場上奔跑。
盡管他比那些年輕的士兵年長得多，但卻顯得精壯有力，興緻很高。
說實在的，誰也看不出這個臉色赤紅樸素得像普通農民一般的漢子，就是舉世聞名的朱總司令。
我們自然看得很有興味。
因為在我們那裡，從來沒有見過長官同士兵一起吃飯，更别說在一起遊戲打球了。
何況是一支軍隊的總司令呢？忽然間，我們看見總司令把球攬在懷中，他發現敵後空虛，就興高采烈地快速向敵方運行，大家也為他的好機遇向他鼓起掌來，并大呼：‘總司令，加油！’‘總司令，加油！’總司令志在必得，跑得更有勁兒了，哪知剛剛接近球籃，一個年輕的士兵，出其不意從他身後楔入，把他的球截過去了。
那個士兵立刻向相反方向運動，總司令畢竟上了幾歲年紀，想返身奪球已不可能。
說話間，那個年輕戰士已經一舉命中，引起一片掌聲。
總司令隻好把兩臂一攤表示遺憾。
又一次，總司令正好站在對方籃下，一個女同志将球運過來，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那個女同志立即傳給他，那是肯定要得分的。
這時總司令迫不及待地喊：‘小康！小康！快把球給我！’誰知那個叫小康的女同志偏偏沒有給他，反而傳給中鋒去了。
那位中鋒因為過分急切，籃球在籃内打了一個轉轉又滾了出來。
大家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咦！’急得總司令把腳一跺說：‘小康，你是怎麼搞的？’那個女同志嫣然一笑說：‘我給你，你沒有把握嘛！’大家哄然大笑起來。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那個女同志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同志。
那場球賽，我們幾個日本人簡直看得如醉如癡。
我不禁在想：天底下哪裡看到過這樣的官兵關系？哪裡看到過這樣人與人的關系？我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