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岩、漳州等地。
但是沒有想到卻得了一個“執行中央攻打贛州不堅決”的罪名。
毛澤東遭到的最沉重的打擊，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甯都會議。
這次會議進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誘敵深入”的方針為“等待敵人”的右傾錯誤。
會後調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他回到家裡，一句話不說，隻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煙。
賀子珍問了許久，他才歎了口氣說：“他們把我從軍隊裡趕出來了。
”從此以後，他的身體便越來越壞，兩頰瘦削，一雙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進深深的眼窩中了。
不久，賀子珍到長汀生孩子，他也到長汀養病，有時一整天坐在賀子珍的床前默然無語。
孩子生下來了，取名毛毛，他們就從這個嬰兒每天的生長變化中取得一點點安慰。
除此以外，就是同賀子珍一起沿着長汀河畔散步，或者黃昏獨坐吹洞箫了。
人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毛澤東會吹箫，更沒有聽說過他有此愛好，不過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煩悶罷了。
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長歎着說：我的這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同志，什麼時候才能覺悟呢？他們就象長久不吃東西的餓漢，總想一口吃成個胖子，不曉得這是辦不到的，搞不好，是會要撐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遷入江西蘇區，“反右傾”的弦擰得更緊了。
從二月起便開始了對“羅明路線”的批判。
人們很清楚，實際上是對準毛澤東的。
和毛澤東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響。
且不說羅明和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受到打擊，就連賀子珍這個小小的秘書也變成了收發，機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
接着賀子珍的妹妹賀怡，還有賀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牽連。
賀子珍的父母本來在基層做些勤雜工作，刻刻鋼闆，印印文件，這些工作也幹不成了。
這時，毛澤東和賀子珍已經帶着毛毛回到瑞金。
過去是高朋滿座，笑語喧嘩，現在卻是門可羅雀，沒人敢上門了。
毛澤東怕牽連别人，一連幾天，甚至幾星期不同人講話。
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時刻。
可是，一向同群衆有密切聯系的毛澤東是不能忍受這種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
他安慰自己說，前方的事不讓我管，就做點後方工作吧！在他身體稍稍好轉之後，他就騎上一匹馬，背上一把雨傘，提着一盞馬燈，一頭紮到調查研究中去了。
大約在半年時間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蘇區大大小小的無數村鎮，在街頭、巷尾、田間、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談心，探索着革命的經驗和規律。
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時寫出來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敵人空前規模的五次“圍剿”開始了，由于“左”傾領導的錯誤指揮，蘇區疆土日蹙，戰局迅速惡化。
毛澤東陷入沉重的憂慮之中。
這時他憂慮的既不是個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線的是非，而是蘇區和紅軍的生死存亡。
盡管他的意見不被重視，一些會議不讓他參加，他還是殚精竭慮，力圖挽救危局。
發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變，使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這是紅軍打破被動局面的大好機會。
他打開地圖，認真研究了敵我友三方的戰鬥态勢，還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報，經過深思熟慮，鄭重地向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聯合蔡廷锴，共同對付蔣介石的進攻；一是将隊伍拉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地區，威脅敵人老巢，從外線打破這次“圍剿”。
哪知信送出後，就石沉大海。
毛澤東耐不住性子，親自到中央陳述意見也毫無結果。
憂思過度的毛澤東再一次病倒了。
随着根據地的縮小，他的瘧疾也越發厲害，一連幾天劇冷劇熱，燒得昏昏迷迷。
興國的失守，更使他大為震動。
一天黃昏，賀子珍來到他的屋裡，卻為一幅景象驚呆了：原來桌子上鋪着很大一張軍用地圖，毛澤東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圖上，手裡拿着一支鉛筆在畫着什麼。
也許由于光線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圖上了。
賀子珍搶上去把他拉開，把他扶到床上，責備他不該這樣做，他說：“我在想，看還有麼子辦法沒有。
”
毛澤東就是這樣帶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長征道路的。
當然，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他的内心雖然藏着許多傷痛、不滿和過多的壓抑，但卻并不悲觀。
他相信一切對立物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