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姓白的家裡，高疤換上一套便衣，在燈光下面，對着鏡子一照，恢複了他一年前的模樣。他臉上的疤一紅，歎口氣說：
“幹了一年，原封沒動，還是我高疤！”
姓白的站在一邊說：
“走吧，到那邊你就闊起來了！”
由姓白的領着，他倆翻過石佛鎮大堤跑了出來，沒有遇到崗哨。這樣晚了，路上已經斷絕了行人，在堤頭的一棵老榆樹上，有一隻夜貓子叫喚。
“我們要先奔子午鎮，”姓白的說，“到田大先生那裡一下，你也可以順便告訴家裡一聲。”
“白先生，”高疤說，“我不明白，你是給日本人做事，還是給中央軍做事？”
“其實是一樣。”姓白的笑着說，“原先我是投靠了日本的，當了漢奸，覺得有點對不起鄉親。中央軍過來，田耀武對我說，我走的路子很對，還推許我是一個識時務有遠見的人，叫我也給他們做些事情，這樣一來，我的路子更寬，膽量也就更大起來了！”
“我是個粗人，”高疤說，“現在的事情，真有點兒不摸頭，從今以後，希望白先生随時指點。”
“其中并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姓白的說，“你這樣看：中央軍和日本，合起來就像一條褲子，我們一邊伸進一條腿去走道就行了。這個比方你不懂，我們再打一個：你原先不是一個走黑道的朋友嗎？你的目的是偷，是發财。我們不管别人說長道短，不怕官家追捕捉拿，有奶便是娘親，給錢就是上司，北邊的風過來向南邊倒倒，東房涼兒沒有了，到西房涼裡歇去，中國的事情越複雜，我們的前途就越遠大！”
“白先生真是一把老手。”高疤說。
“這一篇書叫漢奸論。”姓白的笑着說，“你學會了，就能在中國社會上，成一個不倒翁！”
兩個人講究着到了子午鎮村邊，由高疤引路，避開自衛隊的崗哨，把姓白的送到田大瞎子家門口，他回到俗兒這裡來。
田耀武也剛偷偷的回到家裡。他的母親正把李佩鐘通知離婚的信，交給他看。田耀武說：
“你們不要生氣，她乍不了刺兒！”
“人家是縣長啊！”他娘說，“衙門口兒是她坐着，還不說個什麼就是個什麼？天下的新鮮事兒，都叫她行絕了，頭回是審公公，二回是捕她父親，這回是傳自己的男人去過堂！”“她傳她的，我不會不去？”田耀武說，“我們不承認她們這份政權。論起官兒來，我比她大着一級哩，我是個專員！我是中央委派的，是正統，她是什麼？邪魔外道，狗尿苔的官兒！”
“對，”田大瞎子說，“不理她這個碴兒！”
“可是哩，”他娘有些懷疑，“你做了官兒，你那衙門口兒在哪裡呀，就在咱家這炕頭兒上嗎？”
“我們就要進攻縣城，把她們趕出去，”田耀武說，“這不是白先生來了，你和日本聯絡了沒有？”
“聯絡過了。”姓白的說，“我還給你們引來了一個向導高疤，明攻明打，恐怕你們進不去，就叫他帶頭，冒充八路軍，賺來這座縣城！”
“你們在村裡，也要做些工作，”田耀武對他的爹娘說，“要盡量破壞八路軍的名譽，在村裡，誰抗日積極，就造他的謠言，叫群衆不相信他！”
“反對共産黨，造八路軍的謠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田大瞎子說，“我研究了一年多，也想不起什麼高招兒來。現在不像從前，那時候共産黨不公開，紅軍離咱這有十萬八千裡，你編排它什麼也行。眼下共産黨就在村裡，八路軍就住在各家的炕上，你說它殺人沒人信，說它放火看不見煙。村裡窮人多，窮人和共産黨是水和魚，分解不開。像我們這樣的戶，在鎮上也不過七八家，就在這七八家裡，有很多子弟參加了抗日工作，他們的家屬也就跟着變了主張，現在人們的政治又高，你一張嘴，他就先品出你的味兒來了，有話難講。”
“田大先生的分析，自然有道理。”姓白的說，“可是我們也不能在困難面前認輸，群衆也有反對他們的時候，婦女出操，碰球開會，演戲扭秧歌，男女混雜，那些當公婆的就不贊成，當丈夫的也有的會反對，我們就要看準這些空子，散放謠言，擴張群衆對他們的反感。再如征糧的時候，做軍鞋的時候，擴兵的時候，都要看機會進行破壞。”
“白先生很有經驗，”田耀武介紹說，“他在東三省破壞過抗日聯軍的工作。”
“常言說：沒縫還要下蛆呢，”姓白的說，“有縫你再拉不上，簡直連個蒼蠅也不如。幹部也好打擊，男的積極，你就說他強迫命令，女的積極，你就說她有男女關系，無事生非，捕風捉影，混亂黑白，見水就給他攪成泥湯兒！”
“我看那個叫春兒的，就是個好對象。”田大瞎子說，“咱們那小做活的芒種，是她鼓動着參加了八路軍，那天作戰受傷，現在她家裡養着。我看這就是個好題目，一敲兩響，既破壞了八路的名聲，又打擊了村裡的幹部！”
“這些事兒，”田耀武的母親說，“我不好出頭。我得去找俗兒。”
“就去找她。”姓白的說，“她丈夫成了我們的人，她自然也得是我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