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從我祖父開始，就是研究中國古漢文的漢學家。
他老人家在這方面有一些專門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響的。
“祖父生我父親和叔叔兄弟二人。
祖父希望他倆都能繼承家學，研究古漢文。
所以從他們開始讀書起，就教他們學習比漢兩種文字。
父親比叔叔大五歲，所以學習的時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親，父親又領着叔叔學的局面。
“父親和叔叔這兄弟二人，不但歲數差得比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懸殊。
父親敦厚踏實，老成持重，讀書非常用功，祖父誇他是讀書種子，可以繼承父業；叔叔眼尖嘴快，飛揚浮躁，讀書不用心，全靠小聰明。
祖父說他聰明外露，難成大器，調教不好，将要長成一棵歪材。
因此對叔叔管教很嚴，經常考核他的功課，父親也盡全力幫助他，所以他在日、漢兩種文字上，還都打下了比較深厚的基礎。
“不幸的是在父親二十六歲那一年，方滿五十歲的祖父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這時候我已四歲了。
可是剛剛二十一歲的叔叔還正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漢文。
祖父一去世，家裡生計立時成了問題。
過去是靠祖父著書賣文為生，父親一直給老人家當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歲的父親立刻就失業了。
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學。
弟兄二人為找職業而各處奔走。
“這時候正值日俄戰争結束，日本戰勝了俄國，雙方簽訂了《樸茨茅斯和約》，俄國把在中國遼東半島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
日本政府為了開發大連和旅順，大批招聘雇員，尤其歡迎懂漢文的知識分子。
這時，叔叔就向父親提出要應招去大連闖蕩一番。
但此一去前途究竟如何？這在戰争的硝煙還未散盡的當時，真比你們中國人闖關東的前途還渺茫和不可捉摸。
父親開始不同意叔叔去，他還希望和叔叔共同找一個能研究學問，繼承家學的職業。
但是叔叔執意不肯，最後終于拜别了父親，到遼東半島去了。
“叔叔走後不久，父親也找到了自己認為滿意的工作，而且也是去中國，不同的是沒有走關東，而是去了天津。
“我祖父早年有一位學生，就是日本比較著名的民本主義者吉野作造先生，當時他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教書，那裡要招聘一位精通中、日兩國古文字學的人翻譯著作，因為待遇高，還可以繼續祖父的事業，于是父親就領着母親和我，欣然西渡，投奔吉野先生去了。
“父親在天津和吉野先生共處了三年，吉野先生的民本主義思想給父親以很大的影響，尤其對中國和日本的關系，父親在吉野先生的教育啟發下，有了明确的新看法。
他認為日本正從各個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因此才激起中國民衆的‘排日’運動。
而在日本國内，對華友好與對華侵略，也是日本近代史上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長期鬥争的一個重要方面。
因此可以說，在東方存在着侵略的日本，也存在着和平的日本。
而我父親表示，他要站在後者的立場上，堅決地反對前者。
“這中間，父親和叔叔沒有間斷過通信，兩人對日本的看法上産生了根本分歧。
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場上，勸父親要‘忠于日本天皇’，要‘維護和擴大日本在華之利益’，千萬不要做‘背叛祖國’的事情。
父親非常氣憤地去信指責叔叔已經變成了‘日本軍閥政客侵略擴張的喉舌’，再不趕快懸崖勒馬就要變成‘走狗’。
就這樣，兩個人在書信中展開了辯論，結果是誰也說服不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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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過去後，叔叔結婚了。
婚前給父親來信，請父親去為他主婚。
父親趕去了，本想多住些日子，但是老哥倆又總是争論不休，父親一生氣，住了三天就跑回來了。
“這以後，叔叔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于得非常順利，簡直可以說飛黃騰達，步步高升，而且常在報紙上發表‘為侵略者張目’的文章——這是我父親使用的名詞，父親每逢接到叔叔升官的‘喜報’，便愁眉不展地說，‘我們工旨家對日本民衆欠的債越來越多了！’”叔叔官運亨通，仕途很是得意。
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卻總感美中不足，就是他一直沒有兒女。
有一次，他給父親來信，要接我到他那裡去求學，說是在他那裡可以受到正統的日本國民教育。
而且明确指出，玉旨家隻有我這麼一條根苗，不要把我‘引人歧途’。
父親看信後非常生氣，不但拒絕我去，還去信把叔叔訓斥了一頓。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的炮聲響了，父親心裡非常憂慮。
他感到日本是在自殺，東三省好比一塊巨大的美肉，日本吞下去也消化不了，将來會被燙死，噎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