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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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
解決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問題，而不是分清敵我的問題。
《上海的早晨》
對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按人民内部矛盾來處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的鬥争是從解放初期開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以後不久結束全書。
一九五二年夏開始動筆，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寫完第一部；因為我是業餘從事創作，沒有完整的時間寫作，隻是每天早上四、五點鐘起床，直寫到将要上班的時候才停筆；并且我沒有倚馬可待的才能，也沒有一氣呵成的本領，我能做到的是當别人還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時候，便起床寫作；當别人在節日和假日休息娛樂的時候，就閉門寫作。
寫完一部不急于發表，我采取&ldquo冷處理&rdquo的辦法，擱上它一、二年時間，因為在感情激動的情況下寫完一部作品，自己在當時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以為大概不錯的，隔一段時間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節的發展還要補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這時候比較冷靜，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請少數知己看看，聽聽别人的意見，然後慢慢再修改。
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時間并不比寫一部作品的時間少，往往超出寫一部的時間。
第一部作品擱下的時候，我就寫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寫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寫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為有些章節要修改，從出版社取了回來，還沒有等我改好（因為當時在山西介休東湖龍公社參加四清運動，改一章擱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寫完，一九五八年在《收獲》發表，同年下半年出版。
第二部部分章節于一九六一年前後，曾在文藝刊物發表和《北京晚報》連載，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單行本。
第三部沒有發表，更沒有出版。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變化以後，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複刊後《收獲》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載。
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學季刊發表。
三
文化大革命開始，當時我在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首當其沖，給我戴上&ldquo文藝黑線人物&rdquo的帽子，那罪證便是我認識周揚等文藝界領導同志，他們被封為&ldquo文藝黑線的頭子&rdquo，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
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從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
這一天，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見天津市幹部和群衆代表時，姚文元批判方紀同志召開所謂&ldquo文藝黑會&rdquo，其中提到周而複包庇過方紀。
周而複何許人也？任過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和宣傳部副部長，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ldquo四人幫&rdquo反革命集團一定性，&ldquo四人幫&rdquo的喉舌上海《文彙報》立即緊緊跟上，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還惡毒制造許多謠言，強加在我頭上。
反動文痞點名批判我不久，機關裡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ldquo四人幫&rdquo
把我隔離審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學雷在《人民日報》發表批判文章：《為劉少奇複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mdash&mdash評〈上海的早晨〉》，新華社立即播發全國各省市報刊轉載。
《人民日報》十分積極，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先後發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ldquo四人幫&rdquo在上海禦用寫作班子組織寫的，可見&ldquo四人幫&rdquo是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進行的。
唯一的例外，是&ldquo聞為革&rdquo寫了一篇批判文章。
&ldquo聞為革&rdquo何許人也？我當時在對外文委工作，&ldquo聞為&rdquo者，文委也；&ldquo革&rdquo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ldquo四人幫&rdquo組織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
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常常把進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殺在搖籃裡。
&ldquo四人幫&rdquo更有甚者，扼殺尚未出世的&ldquo胎兒&rdquo，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學雷一鼻孔出氣的。
&ldquo四人幫&rdquo不僅在全國批判，還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刊物上發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為這部小說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俄文、阿爾巴尼亞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們要在國際上批倒這部小說。
丁學雷何許人也？是&ldquo四人幫&rdquo禦用寫作班子的化名，他的頭子原來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個青年幹部，叫徐景賢，因為善于逢迎，精于拍馬，巧于投機，以鳴鞭為業績，成為&ldquo帽子工廠&rdquo的夥計和&ldquo鋼鐵工廠&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