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置，先要“讓桑偉川充分把觀點放出來”，然後再抓住他的“辮子”，對他進行圍攻。
而桑偉川真理在手，無所畏懼，在團團包圍之中，單槍匹馬地和對方辯論了三個多小時。
他用事實和道理，把飛來的帽子、棍子打得落花流水。
十一月二十日，《文彙報》按照張春橋的旨意，發表了桑偉川的文章和信，并加了一個由張春橋和那個餘黨修改定稿的“編者按”，誣蔑桑偉川同志的文章是“新長出來的毒草”，煽動“一切革命同志”都來投入“這場批判與反批判的鬥争”。
當天，《文彙報》派人了解桑偉川的“反映”。
桑偉川嚴正指出：“你們的‘編者按’說，我的文章是新長出來的毒草，這應擺事實，講道理，不能單靠下個結論。
”他說：“問題越辯越清楚。
為了便于争論，你們可以發表批判我的文章，但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一發批判文章，群衆看了都吓得不敢講話。
”
桑偉川哪裡知道，“四人幫”就是要用法西斯大棒，封住人民的嘴，不讓群衆講話，以便任他們愚弄、宰割；而他自己，正是“四人幫”及其鷹犬拚命要獵取來“殺一儆百”的對象呵！
以《文彙報》的“編者按”為信号，張春橋一夥對桑偉川開始了一場瘋狂的反革命圍剿。
文的和武的兩路夾攻，帽子和棍子雙管齊下。
《文彙報》上，一片刀光劍影。
短短兩個月内，《文彙報》以《徹底批臭反動小說〈上海的早晨〉》為通欄标題，發表了整整十一個版面的文章、評論、報道、來信、座談紀要等等。
《文彙報》的“編者按”發表以後，過了三天，桑偉川就遭到批鬥，從此連續不斷，逐步升級。
過了二十天，即十二月十日，張春橋、姚文元又親自出馬，在上海召開的大學文科座談會上叫嚣，桑偉川“是右傾翻案思潮的産物”，要把他“放到社會上批”，并指令一些單位去揪鬥桑偉川。
主子一聲令下，馬天水、陳阿大等立即行動，霎時間，上海掀起了一個跨行業的“批桑”運動。
辱罵和毆打，封不住桑偉川的嘴。
一有機會，他就張開嘴巴，為堅持真理而抗争。
請聽聽他的聲音吧！
他對《文彙報》的人說：“你們的‘編者按’是錯誤的，希望你們公開認錯！”
十二月六日，桑偉川在批鬥會上大聲疾呼：“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拿我當敵人看待，對嗎？要好好區别兩類矛盾。
我是人民的一員，我的觀點應允許保留。
”别人喊口号：“徹底批臭《上海的早晨》！”桑偉川卻高呼：“《上海的早晨》是香花！”這天晚上，宣布他“留廠審查”，又拉去批鬥。
他遭到拳打腳踢，眼鏡也被打壞了。
十二月八日，《文彙報》派人“摸”桑偉川的情況。
桑偉川說：“昨天我在隔離室裡，學習了毛主席的《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想了一下。
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批判會開來開去這些内容，還是我講得多，他們講得少，斷章取義，講不過我。
”說着，他打開本子，“我理了四條：一、批判會應采取和風細雨的方法，使人心服口服；二、不準人身攻擊，不要将對方推到對立的立場上去；三、暫時不能口服心服，應允許我保留觀點，不要亂上綱；四、要對我批判，隻要不動手，我還是願意聽的。
”他的要求合情合理，他的态度懇切感人。
可是，當時他不知道國民黨特務張春橋一夥幹的是見不得陽光的反革命勾當，他們敢這樣辦嗎？
每天，從批鬥會回到“牛棚”，桑偉川已精疲力盡。
但是，他不休息，他還要寫。
不是寫檢查交代材料，而是寫揭發批判文章。
不僅寫，而且投給《文彙報》、《紅旗》。
十二月十五日，桑偉川在《〈文彙報〉形“左”實右傾向必須糾正》一文中寫道：“我寫了一篇文章，觸犯了哪家的皇法？對作為群衆一員的我專政，試問你們是什麼階級？”
十二月三十日，桑偉川在《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說：“瞎叫嚷一通，把不同意見的同志當作敵人來打擊，必置于死地而後快，自己一面孔純粹的馬列主義者，凡是不同意他者都是‘牛鬼蛇神’，‘新毒草炮制者’。
他們玩盡馬列主義理論名詞愚弄群衆。
從極‘左’到極右，軟硬兼施，為着吞吃人的靈魂。
”
在“牛棚”裡，倔強的桑偉川，時而奮筆疾書，時而踱步沉思。
就這樣，他懷着“為真理而鬥争的”激情，送走了六十年代的最後一個夜晚，迎來了七十年代的第一個黎明。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四人幫”精心策劃下，《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丁學雷的文章，題目是《階級鬥争在繼續——再評毒草小說〈上海的早晨〉，并駁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
這篇黑文，是反動文痞姚文元親自下令，要《人民日報》到上海“組稿”，由“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炮制出籠的。
姚文元把原來題目中的“路線鬥争”改為“階級鬥争”，露出一副劊子手的兇相。
在這篇文章裡，丁學雷賊喊捉賊地說：“桑偉川的專業不是文藝工作而是煤氣技術。
然而，他卻很懂得利用文藝評論的武器為資産階級的政治需要服務。
”接着，丁學雷赤裸裸地叫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