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桑偉川這樣的“反動思想”，“決不是一棍子、兩棍子打得死的”，要“不斷地打，狠狠地打，打它幾十年、幾百年，直到确實打死為止”。
這篇黑文發表後，對桑偉川的迫害越來越瘋狂了。
桑偉川看了這篇文章，怒火中燒，難以抑制。
他對《文彙報》派來的人說：“丁學雷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我要寫文章批判丁學雷。
上次客氣一點，用‘商榷’二字，這次直截了當地就是批判！你們《文彙報》敢不敢發？”他斬釘截鐵地說：“如果我改變觀點的話，就是叛徒。
我是死也不會改變的！”
張春橋一夥沒有料到，桑偉川這樣一個“無名小卒”，竟然如此“頑固不化”。
他們對桑偉川咬牙切齒：不能把他打死，也要把他拖死。
在“四人幫”指揮下，各行各業，甚至連郊區，都搭起了“批桑”班子。
批鬥會越來越頻繁，最多的一天“遊鬥”了七次；規模也越來越大，最大的一次是拉線廣播大會，強令六十萬人參加。
據統計，在一年多的時間内，“遊鬥”桑偉川共達二百九十多次。
難以想象，桑偉川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他年老的母親又流了多少眼淚！一天早晨，桑偉川的母親看見兒子病在床上，再也不能去“遊鬥”了，于是打電話要求讓他在家裡休息半天。
誰知不一會，一批打手沖到桑家，用拳頭猛打桑偉川的頭，把他從床上拖走，把桑母推倒在地……
鐵打的漢子桑偉川，始終沒有屈服于“四人幫”的反革命淫威。
批鬥會上，他從不低頭。
即使狠命用力按下去，他也要把頭擡起來，按一次，擡一次，再按，再擡。
實踐教育了他，使他抛棄了一切幻想，更加堅定地昂起了頭。
越是不準他講話，他越講，同時用筆戰鬥。
桑偉川為什麼而戰？
“四人幫”誣蔑他“反革命”、“搞複辟”等等，他不屑一顧，并引以為光榮。
有的庸人卻說他是“為個人名利”。
對此，他很難過。
一九七○年春天，他在給童年好友的信中說：“想與你傾訴一下不白之冤，似乎我寫那篇文章真是為了我個人的名利。
不，有哪一點對我有好處？除了我作為工人階級的成員為黨的政策而戰有利于自己外，對個人主義是根本沒有好處的。
”
“為黨的政策而戰”——桑偉川概括得多好呵！在反迫害的鬥争中，他揭露的，他保衛的，他宣傳的，無不關系到黨的政策——“黨的生命”。
他揭露“四人幫”破壞黨的文藝政策，堅決要求貫徹“雙百”方針，繁榮無産階級文藝事業。
他揭露“四人幫”破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堅決保衛毛主席的對民族資産階級的政策，歌頌我們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偉大勝利。
他揭露“四人幫”破壞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針，大聲疾呼，對“四人幫”搞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貨色，否定一切的反動思潮，拿棍子打人的法西斯行徑，“必須暴露之，徹底批判之”，“這裡毫無妥協的餘地”！
他痛斥“四人幫”控制的《文彙報》“執行了一條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人民日報》裡“有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
他引用列甯的語錄，揭露“四人幫”扮演着“牧師”與“劊子手”的兩面角色，怒吼道：“你們牧師不要當了，不要再給我說教了，我的觀點至死不變。
你們還是當劊子手吧！你們要關就關，要殺就殺。
判我死刑，我就雄赳赳上刑場！”
桑偉川為什麼戰鬥得這樣英勇？
打開法院《桑偉川案件》的卷宗，單是讀着他一九七○年給朋友的幾封書信，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叫道：“桑偉川呵，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戰士！”請看吧——
四月二日，他寫道：“據他們在批判會上說，我的前途是危險的。
也許是在某天，你将會在那一張布告上看到，有一個叫桑偉川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了。
一幅多麼可怕的圖畫啊！其實，那圖畫畫得太不像樣了。
盡管他們吓唬人，說要槍斃我，但我堅信前途是光明的。
”
五月一日，他寫道：“由于階級鬥争的複雜，故不可能一帆風順，打成反革命我早有思想準備，但要相信群衆相信黨，相信随着鬥争的發展，問題總是會弄清楚的，又有什麼可怕呢？一個無産階級的戰士，必須作出必要的犧牲而換取革命運動的進展。
也隻有自己投入運動，引火燒身，才是個革命者的樣子。
那些貪生怕死，躲躲藏藏的人，怕政治風浪的，不做修正主義者才有鬼哩！……讓春青放出最大的光輝來吧！在這方面，我剛剛跨出理論結合實際的第一步，也是腳踏實地前進的第一步！”
五月三日，他寫道：“經過批鬥，我得到了革命者的樂觀主義和更大的勇氣，也考驗了自己的觀點是否經得起風浪，是否是馬列主義的。
”
八月二十三日，他寫道：“讓革命的洪流來錘煉我們吧！
世界是光明的，前途是屬于我們的！”
桑偉川的信心和勇氣，來自真理，來自群衆。
一九六九年底，他曾經奉勸披着“左”派畫皮的張春橋一夥：“如果一定要橫行不法下去，到頭來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要知道中國是共産黨、毛主席領導的，還有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