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廳裡。
一張長的西餐台子上鋪了雪白的台布，當中放了兩瓶粉紅的和杏黃的菊花，盛開着。
十多個人圍着台子坐了下來，朱延年緊坐在徐義德旁邊，馮永祥、梅佐賢坐在徐義德斜對面，今天人到的不齊，馮永祥旁邊還有空位子；江菊霞有意離開徐義德遠遠的，她坐在上面，在主席座位的左邊。
今天輪到潘信誠擔任主席。
穿着白制服的侍者送上來冷盤之後，潘信誠說：
“今天調調胃口，吃羅宋大菜，不曉得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
馮永祥叉了一塊粗大的紅膩膩的香腸，吃着說：
“信老辦事總合我們胃口的。
”
“那倒不見得，阿永，”潘信誠笑着說，“不對，還請指教。
”
“确實不錯。
”
“我們今天改變一種方式，”星二聚餐會是委員制，七個委員輪流主持每次聚餐會，每次總是先聚餐，吃吃玩玩，然後談正經。
上次聚餐會上有人提出談正經的辰光太嚴肅，不活潑，不如一邊吃一邊談。
吃中菜這樣談比較困難，今天改吃西菜，換一個方式試試。
潘信誠說，“接受上次建議，邊吃邊談。
”
江菊霞頭一個贊成：
“好。
”
沒有一個反對的。
馮永祥站起來，舉着杯子，說：
“先幹一杯，醞釀醞釀。
”
這個提議馬上得到大家的擁護。
幹了杯以後，馮永祥又開口了：
“現在該我們的主席——信老發表高見了。
”
潘信誠是通達紡織公司董事長，他今年雖還不到六十，辦紡織廠卻已經有了三十年的經驗。
上海解放前兩個月，他把自己經營的企業給三個兒子分了：大兒子管棉紡廠和印染廠；二兒子管毛紡廠、麻織廠和絲織廠，他認為這方面是有發展前途的；小兒子管慶豐面粉廠和永豐碾米廠。
他自己呢，坐上飛機，到香港去了。
過了幾個月，從兒子的來信中看出共産黨解放上海以後對待民族資産階級的政策還溫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裡有工商界的代表當委員。
特别是《共同綱領》，他在香港讀了又讀，心裡安定了。
他覺得不應該在香港當白華，應該回來和幾個兒子一道辦廠。
十二月，他回到上海，看看上海的市場很活躍，私營工商業還有發展的餘地，物價并不十分穩定，尤其是糧食，這是政府最大的弱點，糧價經常往上跳。
穿衣吃飯人生兩件大事，潘信誠是最有興趣的，也認為在這方面最有把握的。
他看準了這個難得的好機會，心裡打算再多掙點錢留給兒孫，便集中頭寸，開始扒進糧食。
糧食越漲，他扒的越快也越多，到了舊曆年關，他吃足了三萬擔。
他等待新年開紅盤，讓糧價再往上跳一陣，然後在适當時機他才考慮抛出。
人民政府從徐州、蕪湖運了大批糧食到上海。
紅盤開出來了，往回跌，糧商繼續買進；市場上要多少，公家抛多少，而且糧價一直穩穩往下落。
糧商喂飽了，糧價還是徐徐往下落。
這辰光，糧商吃不消了，隻好大瀉。
潘信誠手裡的三萬擔不得不忍痛抛出去。
他栽了這一個不大不小的筋鬥，進一步認識了共産黨真行，連管理市場也有一套，過去任何政府對上海的兩白一星①，從來是沒有辦法的，人民政府也能解決了。
他感到過去那種經營作風吃不開了。
這件事，除了他三兒子和幾個經手的人以外，誰也不知道。
他也不對任何人提起。
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從此，他再也不敢随便向市場上伸手，凡是共産黨人民政府說的話，他知道，一定要照辦，工商界隻好擁護。
有時他并不完全甘心，就不大表示态度。
凡是政府的事問到他，他都說好，城府很深，誰也摸不透他的心思。
他講的話，工商界朋友都很尊重。
他的幾爿廠由幾個兒子分别掌管的也不錯，他就不大到公司裡去，也很少出來走動，老是待在家裡。
不過星二聚餐會，他是每次必到，而且很守時。
他和這般工商界朋友談得來，有些年青後輩雖然比較浮誇，往往輕舉妄動，他看不順眼。
但來了，和大夥聚聚，聊聊天，可以散散心，聽聽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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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兩白一黑：指米、棉花和煤。
“阿永，你怎麼‘将’我爸爸的‘軍’呢？”說這話的是潘信誠的大兒子，潘宏福，通達棉紡廠和通達印染廠的經理。
他想替爸爸解圍。
“他總是釘着我，”潘信誠半閉着眼睛，幽默地說，“叫我下不了台，要我好看。
”
馮永祥慌忙站起來，拱拱手，賠禮道：
“不敢，不敢。
”
潘信誠微微笑了笑。
他早就有了準備。
因為今天聚餐會輪他主持，他提早一小時來，和馬慕韓他們初步交換過一點意見，心中有了數。
他望了馮永祥一眼，不慌不忙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