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
根據《三國志·呂蒙傳》記載；呂蒙在白衣渡江以前向孫權上書，自稱常常有病，要求“以治疾為名”，把自己調回建業，可見他是一個老病号了。
關羽敗死不久，呂蒙也因為舊病發作醫治無效而死亡。
這在時間上隻是一個偶合，如果說其中有什麼因果關系的話，那是因為呂蒙在讨伐關羽的過程中過于勞累了，心力交瘁引起舊病複發和轉劇而導緻死亡。
呂蒙死時42歲，如果關羽活了60歲，他小于關羽18歲。
□水淹七軍
關羽進攻襄樊不久，就發生了“水淹七軍”的事件。
《三國演義》描述此事說：時值八月秋天，連日大雨不止。
關羽把軍隊移于高阜處，差人堰住各處水口。
在一個風雨大作的夜裡，命人放水淹了魏将于禁的七軍，于禁投降，龐德奮戰被擒，誓不投降，引頸受刑，壯烈而死。
總的看來，《三國演義》所述，大的輪廓尚符合史實，而情節間有出入。
最大的出入是，綜合《三國志》各傳的記載，水淹七軍是由于漢水突然上漲所緻，魏軍是遭受了自然災害，并不是關羽有預謀的決堰所緻。
當然，關羽多年鎮守荊州，熟悉江漢一帶的地理、氣候、水文等情況，在高處紮營，避免了水患，又利用漢水暴漲的時機消滅了敵人；而于禁等沒有這方面的知識與經驗，紮營于低處，又缺乏警惕性，沒有防禦天災，導緻了戰争的失敗。
從這個角度看，雙方的勝負也并非完全取決于天災，也包含着人謀的作用，也有一個軍事指揮者的主觀能動性問題。
但因為天災而水淹七軍和因為關羽的事先謀劃而水淹七軍，從性質上說畢竟是兩回事。
對于關羽來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僥幸成功；而對于于禁來說，則具有一定的不可抗拒的客觀因素。
□進攻襄樊
關羽進攻襄樊，是他失敗的一個起點。
但此事的真實背景，我們至今仍不清楚。
主要的問題是：關羽發動這場戰争，是他個人因頭腦發熱而冒進，還是有劉備的命令？我們遍查史書，找不到劉備發号施令的記載，也沒有諸葛亮等權威人士的表态，連一絲一毫的蛛絲馬迹也沒有。
如果說，這是關羽的個人行動吧？這麼重大的事，他怎能一個人就作了主？而我們翻閱史書，自從關羽發動了荊州戰争，始終沒見西川方面派來一兵一卒支援，也沒有任何動靜，隻是任其自生自滅，最後使關羽落得個失地授首，含恨而終。
而在荊州失守，關羽敗亡之後，劉備才積極動作起來，帶着滿腔悲憤，親率大軍東進伐吳，首尾連營七百裡，場面堪稱壯觀。
但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劉備和諸葛亮早幹什麼了？
從當時的形勢看，關羽出兵襄樊是不合時宜的。
第一，從蜀漢整體的情況看，劉備剛剛從曹操手中取得漢中、上庸等地區，軍隊需要休整，後方和新占領區需要鞏固，不宜馬上再發動大規模的戰争了。
第二，從荊州的形勢看，當時東吳全吞荊州之心未死，随時都有前來奪取荊州的危險，蜀漢方面應該以主要的精力來鞏固荊州的防務，防備吳人的進攻，而不應該貿然北進，另辟戰場。
第三，從曹魏的情況看，當時雖然遇到了一定的麻煩，如在朝廷上東漢老臣中仍有一些反曹勢力在窺測時機，地方上發生了以侯音、孫狼等人為代表的叛亂等等，但其實力仍很強大，并沒有出現土崩瓦解之勢。
我們實在不明白，這麼明顯的問題，蜀漢方面的當權人物和有識之士（包括劉備、諸葛亮）為什麼沒有估計到而阻止這場戰争的發動呢？
劉備死後，後主襲位，諸葛亮輔政。
當時有一個名叫廖立的人，出任長水校尉。
他覺得自己是大材小用了，心中很不滿意，便在丞相掾李邵、蔣琬面前發了一頓牢騷，批評了蜀漢方面的一些人和事，态度雖然過激，卻不乏真知灼見。
關于關羽失荊州問題，他說：“後（先帝）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孓遺……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主觀蠻幹）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
”這條資料很珍貴，我們今天來研究當年關羽進攻襄樊和失荊州的責任問題，這幾乎是僅存的原始資料了，但可惜它也具有模糊性。
從“後（先帝）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孓遺”一句來看，似乎關羽進攻襄樊為劉備所“使”，荊州之失與關羽之死，劉備應該負責任；而從後面的話來看，又似乎是關羽一意孤行的結果。
當然，再結合前面的一句話來看，劉備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總之，關羽發動這場戰争的真實背景，至今仍是一個曆史之謎。
小說把它寫成是關羽的一意孤行，但又向劉備作了報告，而劉備卻沒有重視起來，既沒有遙控指揮，又沒有給予多少支援，這也隻是根據傳世史料的一種推測而已，也許是“雖不中，亦不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