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雨》與《電》
——巴金的《愛情的三部曲》
劉西渭
安諾德論翻譯荷馬，以為譯者不該預先規定一種語言，做為自己工作的羁縛。
實際不僅譯者，便是批評者，同樣需要這種勸告。
而且不止于語言——表現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類乎成見的标準。
語言幫助我們表現，同時妨害我們表現；标準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同時妨害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靈的活動上，在藝術的制作上，尤其見出這種遺憾。
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語根的英文翻譯荷馬，結局自己沒有做到，即使做到，也隻勞而無功。
考伯詩人要用米爾頓的詩式翻譯荷馬，結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馬自然的流暢。
二人見其小，未見其大；見其靜，未見其變。
所謂大者變者，正是根裡荷馬人性的存在。
荷馬當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們今日無廣大的心境領受。
批評者和譯者原本同是讀者，全有初步讀書經驗的過程。
漸漸基于個性的差異，由于目的的區别，因而分道揚镳，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介紹過來，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解釋出來。
這裡同樣需要盡量忠實。
但是臨到解釋，批評者不由額外放上了些東西——另一個存在。
于是看一篇批評，成為看兩個人的或離或合的苦樂。
批評之所以成功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
一件真正的創作，不能因為批評者的另一個存在，勾銷自己的存在。
批評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攔住水的去向。
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
然而當着傑作面前，一個批評者與其說是指導的，裁判的，倒不如說是鑒賞的，不僅禮貌有加，也是理之當然。
這隻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沒；大，吸沒小水；濁，攪揮清水；清，被濁水攙上些渣滓。
一個人性鑽進另一個人性，不是挺身擋住另一個人性。
頭頭是道，不誤人我生機，未嘗不是現代人一個聰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評者絕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現象解釋的根據：這是一個複雜或者簡單的有機的生存，這裡活動的也許隻是幾個抽象的觀念，然而抽象的觀念卻不就是他批評的标準，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動，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
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從一部作品體會一個作家以前，他先得認識自己。
我這樣觀察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沒有成見，偏見，或者見不到的地方？換句話，我沒有誤解我的作家？因為第一，我先天的條件或許和他不同；第二，我後天的環境或許和他不同；第三，這種種交錯的影響做成彼此似同而實異的差别。
他或許是我思想上的仇敵。
我能原諒他，欣賞他嗎？我能打開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納世俗的見解，抛掉世俗的見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幾個疑問，批評者越發膽小了，也越發堅定了；他要是錯，他整個的存在做為他的靠山。
這就是為什麼。
鮑德萊爾不要做批評家，他卻真正在鑒賞；布雷地耶要做批評家，有時不免陷于執誤：一個根據學問，一個根據人生。
學問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學問屬于人生，不是人生屬于學問；我們尊敬布雷地耶，我們喜愛鮑德萊爾。
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錯誤，也有自己整個的存在做為根據。
他不是無根的斷萍，随風逐水而流。
他是他自己。
然而，來在豐富、绮麗、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剛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樣失色，進退維谷，俯仰無憑。
一個批評者需要廣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沒有廣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體味。
雖說一首四行小詩，你完全接受嗎？雖說一部通俗小說，你擔保沒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詩人或小說家表現的個人或社會的角落，如若你沒有生活過，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嗎？如若你的經驗和作者的經驗參差，是誰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區别，例如性情，感覺，官能等等，也打進來計算？沒有東西再比人生變化莫測的，也沒有東西再比人性深奧難知的。
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幾乎所有的困難全在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隔膜。
我多走進傑作一步，我的心靈多經一次洗煉，我的智慧多經一次啟迪；在一個相似而實異的世界旅行，我多長了一番見識。
這時唯有愉快。
因為另一個人格的偉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覺增加了一點意義。
這時又是感謝。
而批評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顯得深徹。
這就是為什麼，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我每每打不進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轉其間，大有生死兩難之慨。
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着人世的利害。
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
對于今人，甚乎對于古人，我的标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
用同一尺度觀察廢名和巴金，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