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軍閥逮捕槍斃了，他死得很勇敢……說實話，我當初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指導人讓他給我帶路，我願意聽他的話甚至赴湯蹈火。
可是後來我卻漸漸地安于這種自由而充滿矛盾的個人奮鬥的生活了。
自然這種生活也不是沒有痛苦的。
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
所以我在我的作品裡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号"。
然而我并沒有認真地尋求解除痛苦、改變生活的辦法。
換句話說，我并不曾尋找正确的革命道路。
我好像一個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卻習慣了病中的生活，倒頗有以病為安慰、以痛苦為驕傲的意思，懶得去找醫生，或者甚至有過欣賞這種病的心情。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無政府主義中找尋一條道路，我讀過好些外國書報，也譯過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國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爾這類人的回憶錄，可是結果我得到的也隻是空虛；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我寫過一些宣傳、贊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
人們責備我沒有在作品中給讀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實我自己就還沒有找到一條這樣的路。
當時我明知道有馬克思主義，而且不少知識分子在那裡找到了治病的良藥，我卻依然沒有勇氣和決心沖出自己并不滿意的小圈子，總之，我不曾到那裡去求救。
固然我有時也連聲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
"我并不是用假話騙人。
我從來不曾懷疑過：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幹淨。
這就是我的堅強的信仰。
但是提到我個人如何在新與舊、光明與黑暗的鬥争中盡一份力量時，我就感到空虛了。
我自己不去參加實際的、具體的鬥争，卻隻是閉着眼睛空談革命，所以絞盡腦汁也想不到戰略、戰術和個人應當如何參加戰鬥。
我始終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對舊社會和黑暗的勢力，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有時候我感覺到我個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樣撼不了大樹（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樹），我起了類似瘋狂的憤激。
我恨舊社會恨到快要發狂了，我真願意用盡一切力量給它一個打擊。
好心的讀者責備我宣傳個人主義。
我憎恨舊社會、憎恨黑暗勢力到極點的時候，我的确希望每個人都不同它合作，每個人都不讓它動他一絲一毫……這種恨法不用說是脫離群衆、孤獨奮鬥的結果。
其實所謂"孤獨奮鬥"也隻是一句漂亮話。
"孤獨"則有之，"奮鬥"就應當打若幹折扣。
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滿了矛盾和混亂，我甚至在"孤獨奮鬥"的時候，也常常槍法很亂，縱然使出全身本領，也打不中敵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敵人身旁。
而且我還有更多的冷靜的或者軟弱的時候，我為了向圖書雜志審查老爺們表示讓步，常常在作品裡用曲筆轉彎抹角地說話，免得作品無法跟讀者見面，或者連累發表我文章的刊物。
有時我也想盡方法刺老爺們一兩下，要他們感到不舒服卻又沒法删掉我的文章。
然而我隻是白費力氣，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軟弱無力。
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個坐井觀天的人。
我借用這個舊典故，卻給了它一個新解釋：我關在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裡望着整個社會的光明的前途。
我隐隐約約地看得見前途的光明，這光明是屬于人民的。
至于我個人，盡管我不斷地高呼"光明"，盡管我相信光明一定會普照中國，但是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麼希望。
我的作品中會有憂郁、悲哀的調子，就是從這種心境産生的。
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從井裡出來，我就沒有前途，我就隻有在孤獨中死亡。
我也在掙紮，我也想從井裡跳出來，我也想走新的路。
但是我的勇氣和決心都不夠。
然而解放帶給我力量和勇氣。
我不再安于坐井觀天了。
我下了決心跟過去告别。
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
當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鬥争也需要長期苦戰才有可能取得勝利。
……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顧"能夠幫助《選集》的讀者了解我過去的作品。
今天在新的《選集》付印的時候，我還要重複十九年前想說而未說出來的幾句話："我的這些作品中描寫的那個社會（舊社會），要是拿它來跟我們的新社會比，誰都會覺得舊社會太可恨了。
不用說，我并沒有寫出本質的東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繪出了舊社會的可憎的面目。
讀者倘使能夠拿過去跟今天比較，或者可以得到一點點并非消極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
巴金
197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