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版《巴金選集》後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我編一部新的《選集》，我照辦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選集》裡本來有一篇後記，我把校樣送給幾個朋友看，他們都覺得很像檢讨，而且寫的時候作者不是心平氣和，總之他們認為不大妥當，勸我把它抽去。
我聽從了朋友的意見，因此那本《選集》裡并沒有作者的後記。
但是過了一年我還是從那篇未用的後記中摘出一部分作為一篇散文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裡面了。
今天我準備為新的《選集》寫後記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隻用過一小半的舊東西，它給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來，沒有丢失，沒有撕毀，這是我的幸運。
這十一年中間我給毀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類的東西。
家裡卻多了一個骨灰盒，那是我愛人肖珊的骨灰。
在"四害"橫行、度日如年的日子裡她給過我多少安慰和鼓勵。
但是她終于來不及看見我走出"牛棚"就永閉了眼晶。
她活着的時候，常常對我說："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我終于堅持下來了。
我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
我又拿起了筆。
今天我心平氣和地重讀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舊作，我決定把它用在這裡，當然也作了一些删改。
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輩作家晚年回顧過去的時候，也寫過類似"與過去告别"的自白。
我今年七十四歲，能夠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在這裡回顧一下過去，談談自己的看法，即使談錯了，也可以供讀者參考，給那些想證明我"遠遠地落在時代後面"的人提供一點旁證。
那麼我就從下面開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
我也同看門人、聽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甯與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
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
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
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
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聽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
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
在五四運動後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着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惶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盡量吸收，隻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裡。
隻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後的東西我都恨。
我的腦筋并不太複雜，我又缺乏判斷力。
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
後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隻是從劉師複、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
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
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可是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就漸漸地丢開了它。
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
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着貧窮、悲慘的生活。
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
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
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
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離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
我也時常打算離開家庭。
我的初衷是：離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于離開了我在那裡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
但是我并沒有去到人民中間。
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産而自殺。
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産階級的圈子裡，不能夠突圍出去。
我不斷地嚷着要突圍，我不斷地嚷着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
其實小資産階級的圈子并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氣。
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
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
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
他就是《激流》三部曲裡面的方繼舜。
在我離開成都以後，他不能滿足于空談革命，漸漸地抛棄了無政府主義，終于參加了共産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