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兩手空空來到香港，
以一枝生花妙筆赢得錦繡前程。
在戰亂中，許多人飄泊流離，無家可歸。
金庸離開浙江後，幾經轉輾，在湖南西部一個同學家裡住了一段時間。
那個地方正是沈從文先生的家鄉，也是他《邊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
那裡的苗人愛唱山歌，那時正值冬天，金庸與他們一起圍着黃火，一邊唱歌，一邊吃烤紅薯。
熱愛音樂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鉛筆，鋪一張紙在膝蓋上，将這些歌一首首的記錄下來。
短短的時間裡，記了厚厚的三大冊，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聲雖美，終究隻是過客。
不久，金庸到了當時的首都重慶，考入政治大學，專業為國際法。
那時舉國上下，正在遭受異族欺淩的恥辱，一般知識青年，大抵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不滿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軟弱與腐敗。
金庸曾回憶道：“抗戰時我在重慶念書，那時國民黨政府時時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禦用教授們就經常宣傳‘嶽飛不懂政治，秦桧能顧大局’的思想。
有一次陶希聖（他奉敵僞之命來重慶活動）到學校演講，語氣間又宣傳這套理論，我們一些同學聽得很氣憤。
在他第二次演講之前，先在黑闆上寫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侫臣’這副對聯。
他見了心裡有數，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
抗戰期間重慶複雜的政治風雲，磨砺了金庸的氣質，鍛煉了他的觀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種特立獨行的精神品質。
他終于因為不滿校内的所謂“職業學生”（其實是國民黨的小特務），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學。
金庸在中央圖書館閱覽組找了一份工作。
金庸自己家裡的藏書十分豐富，他從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濃厚的古典文化修養及功底。
在中央圖書館，他在百無聊賴之際，偶然翻閱到一種消遣書，那就是中國古代的武俠小說。
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現實的情節場面，使金庸暫時忘掉了塵世中的煩惱和痛苦。
也許他當時并沒有寫作武俠的念頭，但是這種大量的閱讀，卻埋下了一顆種子，一旦時機成熟，這顆種子便會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當然這已是後話了。
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甯探親。
經過離亂後的親人相見，分外動情。
然而，家鄉的溫馨不能留住一顆年輕的心，外面的世界剛剛展開，戰争的結束帶來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位置。
不久他便到杭州，成為《東南日報》的記者，從此這一生便與新聞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在忙碌的采訪生活中，金庸接觸到民衆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戰争的廢墟上重建家園需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
幾個月以後，他又往上海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東吳大學是著名的高等學府，創辦于蘇州，出過不少傑出人物，如科學家竺可桢等。
另外，與金庸同樣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還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楊鐵梁爵士及華光航運集團創辦人趙從衍夫婦。
讀書期間，金庸在上海《大公報》兼職做翻譯，補貼生活。
那時候的中國，國共兩黨的鬥争達至白熱化，全面的内戰已開始。
剛剛從日寇鐵蹄蹂躏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再一次飽受戰争的苦難。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難以預料的，這就是所謂的“亂世”。
命運的沉浮有着太多的無可奈何，規則被徹底打碎。
個人是渺小的，前途、事業之類，隻是美好的幻想，能夠生存下去就已屬萬幸。
金庸本來應當成為一名律師或法官。
但在那樣動亂的時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約束力與權威性。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不可收拾，民心動蕩，而共産黨的大軍正在向南挺進。
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一切社會的成規在改變着。
不論學什麼專業，首要的都是生存，那個時代不需要專業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歲，從法學院草草畢業。
當律師已沒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