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人性中某種普通相，仿佛在我們生活中到處能見到，感覺到。
魯迅的聲譽與阿Q的成功也不無關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遠值得人們談論而且永遠談論不盡的人物，如同《紅樓》、《三國》、《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們的心中，成了某種性格或行為的代名詞。
男孩子們也許會說：“我喜歡小龍女那樣的女孩”，“我喜歡黃蓉那樣的女孩”。
女孩子們也許會說：“我喜歡楊過”，“我喜歡郭靖”，“我喜歡令狐沖”。
還有韋小寶、段譽、喬峰、王語嫣……
還有周伯通、張無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個人物都代表一種命運；
每一個人物都有一段情緣；
每一個人物都是一面鏡子；
每一個人物都如同一出戲劇。
金庸認為，在人物刻畫方面除了好看之外，還應能令讀者感動和難忘，印象深刻而鮮明，因為小說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實做到了這一點。
金庸的心懷是寬厚而悲憫的，對筆下人物從不簡單地劃分為“正”、“邪”、“善”、“惡”的類别。
那些反派人物沒有出現時，江湖上一片譴責之聲，但當他們真正出現時，總讓人覺得他們仍有可愛的地方，并非一無是處，無法完全否定。
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種弱點，從而使他們顯得更為有血有肉，真實可信。
“這個社會上也很難講誰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壞人，壞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壞的成分。
……
作者考慮的是真實的問題。
”（金庸語）
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
在金庸的書中，即使一個公認的“惡人”，在從事一項“惡事”時，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當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氣或可悲或可恨。
而所謂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動機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結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筆下的人物，很少是單純的好人或壞人。
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奧秘，以及人性自身的沖突和矛盾。
他以一種寬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來描述冥冥衆生。
在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絕不是那些“通俗小說”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謂“嚴肅文學”可以涵蓋的。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家的責任，就在于告訴人們，生活不是像他們所看到的那樣，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說的複雜性，超越我們一般倫理、法律等的判斷。
金庸無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種責任。
僅一個韋小寶，就很能說明問題。
韋小寶在讀者的心目中引起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認為韋小寶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個說法是韋小寶是十足的無賴混蛋。
其實，韋小寶就是韋小寶，是一個容納了曆史感很強的中國人性格的人物。
無法以倫理标準去評判這麼一個美學形象。
這個形象本身涉及的問題恐怕與中國儒釋道文化對于人格的塑造，中國人的民族性諸問題相關，足以寫一本專著來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斷斷不能将金庸的作品歸入一般的通俗文學之列。
從塑造人物的功力來看，金庸的小說絕對是大師的手筆，是真正的文學。
一般的通俗小說中，好人與壞人，正派與反派，善與惡，是與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但是在偉大的作家筆下，卻不是這樣，生活中的全部複雜性被揭示無遺，好壞難分，善惡難斷，恩怨難解。
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原來的構思是想将安娜寫成一個不道德的女人。
但是，寫着，寫着，他就改變了最初的想法，當他不斷地探索，不斷地深入像安娜這樣的女人的内心時，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無能為力的。
于是，安娜這個文學形象激發讀者的，是萬千滋味不知從何說起，同情？鄙視？譴責？贊同？沒有一種單純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總體上看也是如此，絲毫不受傳統的或既定的觀念來規範。
金庸以敏銳的目光審視人性，他感悟到了許多無法言說的困境與無奈。
他在許多作品中表現出一種隐痛，對于善與惡，對于愛與恨，永遠不能有圓滿的解釋。
而且暗示着不論你如何解釋，悲劇仍然會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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