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對于人性複雜面的深刻思索，羅龍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從＜倚天＞談善惡之際》談及：
善惡好分，善惡之際卻很難分。
正如一個漂亮的小姐，她身邊的男人很多，但卻沒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沒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舉行的金庸小說座談會上，金恒炜忽發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個問題。
他說：“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傳》中描寫一個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
洪七公自己說他殺過四百三十九個人，其中沒有一個人不是壞蛋。
但我認為洪七公的這種想法很危險。
因為這種人如果掌權的話，他很可能就成為希特勒。
希特勒也認為他殺的人都是壞蛋。
”金庸點點頭。
我們如果肯定：生存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力。
那麼我們就同時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權力。
但是，每個肉體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資來給養，所以生存就成為競争的現象，生存也就成了人類共有的苦難。
我們發現在中國的社會裡，家是生存的基本單位，家是講人情而不講是非善惡的。
一個人離開了家，說穿了同生死、共患難還是基于生存的艱難。
因此，一旦中國人感情的網絡發生嚴重沖突的時候，人生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安排成昆和謝遜有師徒之宜，情若父子。
但成昆為了滿足他的權力欲，竟陰謀殺害謝遜全家，逼得謝遜忽忽如狂。
謝遜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
謝遜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卻是神奸巨惡竟廁身少林。
這善惡之際，外人一時哪裡察覺得出來呢？中原六大門派和明教的決戰，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麼正邪可言呢？
再說，金庸把倚天劍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卻把屠龍刀安排在魔教手中。
照常情來說，倚天劍應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龍刀則有為害武林之患。
但事實上，峨嵋師太用倚天劍大開殺戒，所殺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麼邪魔歪道的人。
張無忌有正邪兩派的血統，從小就在正邪、善惡激烈掙紮的環境中成長，他的性格反而顯得寬厚。
隻有他才能發現胡青牛“見死不救”的慈悲，也隻有他才能體會謝遜的地獄生涯。
這種人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殺死了。
他對愛情的經驗再豐富，也逃不出有權力野心的趙敏，他隻好被捉去畫眉。
他的寬厚的性格不改，他永遠也敵不過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計。
對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釋的呢？他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确是我對人生的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
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壞的，就一定是壞的。
同時，一個人由于環境的影響，也可以本來是好的，後來慢慢變壞了，譬如周芷若。
而趙敏，則是反過來，本來壞的，由于環境，後來卻變好了。
……
人生不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好人壞人分明的。
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将人生簡單化了。
”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小說形式。
有人認為西洋也有，如法國的《三個火槍手》；日本也有，如《宮本武藏》。
但金學的始作俑者倪匡則認定：隻有中國才有真正的武俠小說，其他的都隻是類似，不是真本。
在中國，俠的曆史其實已很久遠了。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義者有取焉。
”這就是俠的萌芽。
“俠”不單是一個名号，而且要有實際行動，俠要行俠，才能成其為俠。
武俠小說的俠，一般是根據傳統的俠義精神來的，充滿着浪漫的激情：輕生命，重然諾，鋤強扶弱，懲惡揚善，保家衛國，豪氣幹雲。
這種傳統的俠義精神，不僅使武俠小說中的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也使得“俠文化”根深葉茂，源遠流長。
金庸在回答記者問時說過，“義”是人的一種性格精神，所謂義，或者說是一種特别的情誼，都是屬于人的感情。
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種比較特别的部分。
當然俠義也不單單是中國才有，外國也有。
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