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似乎對這方面特别重視，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根源。
金庸的小說顯然将中國傳統的“俠文化”提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他不完全受那種“忠君報國”，“除暴安良”之類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豐富與多面性溶入俠義之中，使俠義與人性相結合，使他的武俠小說對人物性格的挖掘達到了空前的深度。
“俠之大者”是金庸所創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陳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楊過、張無忌、喬峰、令狐沖等等，他寫得一個比一個深刻、複雜，也一個比一個更見悲劇性。
但是，喬峰之後，金庸的“俠士”越來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現出“非俠”的傾向。
陳墨将金庸的變化軌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俠氣漸消，邪氣漸長”，離開俠的典範模式越來越遠。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來越少，個性越來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來越小，現實社會沖突及社會環境的制約力量越來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來越弱，而其現實性及其意義越來越強。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來越複雜，内心的自我矛盾沖突越來越多。
簡單地說，是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反俠。
這個過程也體現了金庸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過程：從儒到道，從道再到佛，越到後來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滲透就越明顯。
佛家講空講幻講寂滅，也講因果，講悲憫，講化境。
這些都使金庸的“俠義”包涵了更深厚更寬廣的内容。
大智慧之後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記》之後，金庸就斷然宣布封筆從此大俠棄劍回家園，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
曆史小說家董千裡先生曾經自告奮勇，代表讀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燈重開宴，向自己挑戰。
”
但金庸已經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
他說他喜歡不斷的嘗試和變化，希望情節、人物、筆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複已寫過的小說。
現在變不出新花樣了，所以就不寫了。
有些讀者也很明白，“然而我們卻要感謝董千裡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諾的維納斯，假如不是斷臂，那麼她的手放在哪裡是好呢？”（劉新風語）
沈君山先生是這樣總結的：“我覺得金庸先生的小說，書劍江山時期陳家洛潇灑出衆，才氣揮放是涵蓋乾坤。
到了郭靖、楊過那一類型特立獨行是截斷衆流。
到韋小寶，什麼武功都不會，烏七八糟，偷摸拐騙都來，但他能從心所欲，所謂随波逐浪令人羨慕不已。
韋小寶以後就很難寫了，到佛家所謂無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無可無不可了，那以後怎樣再寫呢？”
确實如此，其實，隻要我們認真回味一下，就會發現，對《鹿鼎記》，雖然每個人可以各說己見，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有共鳴的，那就是：無論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說中的任何一部，都會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好像僅僅是長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還得走下去，前方還有更美妙的景觀。
必得走到《鹿鼎記》，才算是到達了最後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碼也是“本次列車終點站”。
正如有讀者詳述的：在讀《射雕英雄傳》時，對郭靖和黃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細節都有興趣。
到了《神雕俠侶》，郭靖風采依然，黃蓉也未如賈寶玉所嘲的那樣：
女人出嫁前都是無價寶珠，嫁人生子後卻成了魚眼睛。
但因楊過與小龍女的出場，便不再對他倆生關切之意了。
再讀《笑傲江湖》，亦凡事為令狐沖所感傷，但讀完即止。
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讀時讀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讀畢便也能及時抽身。
唯有到了韋小寶這裡，“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覺卻久久揮之不去。
郭靖等人應辦而未辦或沒辦成之事，韋小寶未必真的去辦，卻也許在空氣中或讀者的心目中辦成了。
恰恰是應了那句詩：
“天空中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飛過。
”
從陳家洛到韋小寶，從英雄到無賴，從偉人到小醜，從大俠到反俠，從理想人格到現實人格，從文化頌揚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俠小說世界也畫了一個幾乎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