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曾有過類似的見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惡、虛僞和錯誤在某種程度上訴諸人的無知，與佛說是很接近的。
然而在知識與發展的曆程中，東西方又分别導領出有着相當差異的軌道。
金庸先生揮語如行雲，對這個問題作了扼要簡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學傳統裡對知識是相當重視的。
柏拉圖也曾認為追求知識就可以完滿地解決人生問題。
發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
康德認為人永遠不可能接觸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類的語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觸的，知識亦無能為力。
康德隻作如是說，并沒有進一步地說明。
而在佛家則進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
禅宗尤其主張如此。
這就是屬于宗教的問題了：信則是；不信則否。
哲學家想當然是不容易接受的。
佛家基本上認為一切哲學的解釋，總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
有人問佛祖：宇宙是有盡是無盡的？是有限是無限？人死後會如何？問了十四個類似的問題，釋迦牟尼都不回話，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
這些問題獲得不同的解釋，卻終不能有答案，提問便是無稽的。
釋迎牟尼還作了一個比喻：
有人中了毒箭，這時去研究那箭身的質料為何，研究那箭羽的種類為何，研究那射箭人狀貌如何，諸如此類皆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怎樣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條性命。
”
“——唉！我已經‘說’得太多了，個人于佛，隻是初學，修習的是較古的原始佛教。
其實人人學佛各随緣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門’的，有人學佛是為了研究學問，宗教的意味變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讀很多經典，隻要一旦開悟，也有所得。
”
金庸先生顯然是不準備多說什麼了，無語因緣，在座者也多隻便會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聯想忽發，從佛教世界到武俠小說，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萬八千裡的旅程，而追懷之下，《西遊記》這部書已如“筋鬥雲”般浮躍而來。
金庸先生傾身換了個坐姿，緩緩道來：“《西遊記》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時的創作，總是附會故事，敷陳情節，刻畫人物，最後輯補撰訂的。
其中猴子造型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詩裡的英雄人物去。
佛經中也利用了那些傳統的民間故事，後來傳入中土，踵事增華，便不隻于佛家一門。
《西遊記》裡儒、道兩家的風味和理想也具有相當分量的地位，這是中國人合異取同的天性了。
”
當人們提及金庸先生早年從事電影工作的時候，他連忙搖搖手，笑道說：“我在電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做一年多，導過兩部戲。
他們對于戲劇的限制非常嚴，編個劇本要這審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個适當的創作環境，我沒有待下去。
一直到現在，他們似乎仍然未曾擺脫那許多束縛。
去年，中共召開‘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許多人在會中也強調了：主題的限制需要放寬，創作需要自由。
連鄧小平也在開幕典禮中說：中國地大物博而曆史悠久，文藝創作也必須要有多方面的表現。
至少在趨勢上，放寬是不可避免的。
記得去年我在香港，見到一出由大陸的劇團所演出的京戲《辛安驿》，竟然也采用傳統的演出形式，刻畫一對假鳳虛凰的思春之狀，這和前幾年中共的姿态是大異其趣的。
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麼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雲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與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
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曆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須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
據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
至少已經公開承認台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
——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
金庸先生語重心長地作了結論：“中華民族有偉大的文化傳統，這深厚的文化傳統，大有可能導引我們進入光明的未來，重視文化經驗多方面的發展，然後我們期待！”
夜涼方濃，一燈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結束了什麼。
然而結束了麼？或者告别了儒俠金庸，便頓然覺出有一程歲月正将開始呢？那是慧思與靈感的開悟麼？然而一席話間怎容得下這許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細品深思的課題，引燃了歸客的心緒，一如燈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