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去商於視察了，沒有見到漂泊歸來的太子嬴驷。
自從封為商君，商鞅就接連收到商於縣令們的“請商君督導書”，并一次次的呈來商於百姓的萬民書，請求向商君府繳納封地賦稅。
商鞅心裡很不是滋味兒。
他主持變法，最主要的大法之一，便是實行郡縣制。
這郡縣制的前提和基礎，便是徹底廢除分封割地的貴族世襲制。
隻是慮及秦國實際狀況，才做出了變通，保留了“封地”這種最高封賞形式，卻也将爵主與封地的關聯最大限度的淡化，明确規定爵主對封地沒有治權，更沒有征收賦稅的權力。
實際上，就是将“封地”僅僅作為一種國君封賞的最高名義而保留下來。
這一點，商鞅心裡最清楚。
作為變法強國的策劃者與推行者，他獲得了國君的最高封号，也獲得了與封号相匹配的十三縣封地。
商鞅也很坦然的接受了封号封地，這是因為他很清楚，這隻是國家功臣的最高名号，而不是實際領地。
在“獎勵軍功，獎勵農耕”成為國家激勵朝野的最有力法令時，自己若第一個堅決推辭爵位獎勵，還有誰敢心安理得的接受國家賜封？
那樣做，虛僞的道義将逐漸淹沒法制的嚴明，秦國朝野又會被弄得無所适從。
作為徹底的法家，衛鞅最厭惡那種“有功惜賞，有罪施仁”的迂腐國策，那是熄滅堅剛、滋生懦弱的溫吞水。
他非常自覺、非常明确的在秦國實行重獎重罰，有功不惜賞，有罪不施仁，法行如山，朝野一體。
商鞅堅信，隻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激勵人們為國立功的勇氣與激情，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摧毀人們本性中潛藏的犯罪惡欲。
這正是他反複向吏員們說的“大仁不仁”的道理，也是他堅決反對儒家“仁政”的根本點。
在法制推行中，商鞅反複向各郡縣官署申明，不許庶民“辭賞”！畏賞者必畏死；不敢坦然接受應得的榮譽與爵位，也必然不會在國家危難時勇敢赴死。
這就是商鞅對“辭賞”者的定論。
惟其如此，商鞅如何能自己辭賞？法令不允許，他自己的性格也不允許。
如今，郡縣官吏和商於百姓似乎忘記了新法本意。
他們對商君變法感恩戴德，以為商君封地當之無愧，庶民百姓向恩人功臣繳納賦稅天經地義，甚至求之不得。
這種眼看就要席卷秦國的“善民潮”，使商鞅感到了深深不安。
他沒有來得及等候秦孝公回來，就帶着荊南和十名鐵甲騎士趕赴商於了。
他們沒有走南山沣水入商於的那條路，而從藍田塬翻過，進入了商於。
當年，商鞅曾從這條路進入商於山地查勘，知道這一帶是商於最窮困的地方。
他想沿途看看，窮商於究竟變化有多大？時當仲秋，一上藍田塬，便見樹木蔥茏的山頭夾着大片金黃的豆田谷田伸展到山野盡頭。
山坡河谷，到處可見星星點點的身影，時而可聞農夫悠長高亢的山歌。
顯然，農家已經開始秋收了。
商鞅一路走馬了望，眼睛不覺濕潤了。
當年人迹罕至的荒山秃嶺，二十年間變成了林木滿山豆谷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