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終于開始忙自己的事了。
從墓地回來，商鞅心裡空蕩蕩的。
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意與沮喪，将自己關在書房裡默默流淚。
孝公的盛年病逝，對他的心靈是重重一擊！除了那天下難覓的君臣情誼，除了那同心同德的默契，最令人痛心的，便是他們攜手相扶的大業半途而廢。
秦孝公在函谷關遠望的憤激與遺恨，正是商鞅最為痛心的傷口。
設若再有二十年，他們的功業将何其輝煌？隻有那時，才可以說，商鞅的法家學說獲得了徹底的勝利……如今秦公去了，商鞅才驟然感到了自己獨木難支，才感到了秦孝公作為他背後的支柱是多麼重要。
以他冷峻淩厲的性格，無與倫比的才華，隻有秦孝公這樣的國君才能讓他放手施展。
堅實厚重的秦孝公，從來不怕商鞅的光芒淹沒了自己，從來都是義無返顧苦心周旋，為他掃清所有障礙。
即或是有人風言，“秦國民衆唯知商君之‘令’，而不知國君之‘書’。
”秦孝公也是微微一笑，不于理睬。
而今秦孝公去了，自己還能遇到如此罕見的國君麼？不能了，永遠不能了。
自古以來，明君強臣之間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更深人靜，商鞅平靜了下來。
他寫好了辭官書，準備新君明日即位後便鄭重呈送。
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經交給了景監車英，不用親自操持了。
他要做的，是盡快善後，整理準備交接的官文，集中屬于自己的典籍書卷，以備辭官後治學。
也就是說，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書房，書房之外的善後完全用不着他操心。
瑩玉卻覺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剛剛即位，他這位姑父商君就要辭官，總有點兒不妥。
商鞅隻是笑笑，也不多說，隻顧在書房裡忙。
商鞅不好對瑩玉明說的，是自己的那種異常感覺。
從嬴驷回到鹹陽，商鞅就感到了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離與陌生，盡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見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過了尋常官員。
但正是這種“敬”，使商鞅感到了内心的“遠”。
商鞅雖不善從小處處人，但卻善于從大處處人。
譬如對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無從彌合他和少年嬴驷之間的傷口。
按照常理，小嬴驷犯法理虧，商鞅隻要多接觸多開導，稍稍給“放逐”中的嬴驷一些照料撫慰，依嬴驷的悟性自悔，這種傷口當不難彌合。
但商鞅卻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去做。
他的嚴厲、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盡公無私、都不允許他這樣做。
在商鞅看來，一個做錯了事的人若再去計較處罰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志存高遠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頭撫慰依法處置的罪人，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這個“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本色。
二十多年後，當商鞅敏銳覺察到這種“敬而遠之”時，這種傷口已經成了難以填補的鴻溝。
對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無與倫比的，這種溝壑他看得很清楚。
商鞅的過人處，正在于他不會在大局上迷失自己。
留在國中，與新君貌合神離，上下不同心，豈能再創大業？況且，新君嬴驷已經完全成熟，自己這個“鎮主”權臣留在國中，反倒多有不便。
更重要的是，秦孝公臨終前的囑托——嬴驷能扶則扶，不能扶則商君自立為秦公——使商鞅處于一種微妙的難堪地位。
這個囑托是當衆說的，大臣們都知道，商鞅也認為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
論能力，論實力，論威望，論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廢嬴驷而自立。
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絕不會顧忌天下非議與舊貴族的罵聲。
假若嬴驷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會那樣做的，而且毫不猶豫，做得幹淨利落。
但是，如今的嬴驷完全可擔大任，且對新法一力維護，自己如何能因嬴驷與自己“不合”而發難？如果商鞅是一個以權力為第一生命的人，也許恰恰這個“不合”，便是發難的最大理由。
但是，商鞅畢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