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的禀賦的必要，更沒有遇到後者任何微弱的反抗。
更糟糕的是“常規”所造成的後果。
由于“常規”作祟，兒童的生活徹底地遭受着戕害，遭受着無法挽回、無法糾正的戕害，因為給“常規”幫忙的還有那些精通業務的大師——不遺餘力為“常規”效勞的教育家們。
為了滿足“常規”的要求，他們摧殘兒童的禀賦，使兒童的頭腦陷入愚昧無知的黑暗，而且，如果說他們并非經常公開地為愚民政策辯護的話，那麼，這僅僅是因為他們另有相應的手段，不必采用這個挽救世道人心的極端措施①，而用另外一種不太觸怒人類良心、卻同樣有效的辦法去代替它。
這手段便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用教育學上古往今來一直在兜售的大量無用之物代替真正的知識。
①指“公開地為愚民政策辯護”。
試問：兒童有能力反抗這些戕害他們一生的企圖嗎？唉！他們被無法逃避的重轭壓垮了，不但不給予任何還擊，還親自迎着災禍走去，順從地接受各方面加在他們身上的打擊。
可憐的、不幸的兒童啊！
他們就這樣沉浸在愚昧無知的狀态中，帶着無用的胖乎乎的手兒，心裡懷着審判和懲辦别人的唯一理想，慢慢地長大成人，最後出現在生活的舞台上。
他們沒有評價行為和分辨善惡的标尺。
他們的心已經未老先衰，他們的頭腦不會因為向往善行和人道精神而感到溫暖，他們不知真理為何物。
能否成功地抓住時機，滿足眼前的迫切需要——這便是他們渴望的目的物，這便是幫助他們苟且偷安、瞎混日子的動力。
在童年時期，“常規”利用兒童的混沌，将他們的智力局限在狹隘的範圍内。
現在，盡管年齡不斷增長，但原來的那個“常規”仍舊是他們一切思想和行為的唯一的指導者。
他們溫順地遵循着童年時期的傳統習慣的指點，愈陷愈深地沉入偶發的社會情緒的黑暗淵薮，成為社會情緒的嚴酷命令的馴服工具。
他們已經長大，但仍然還是兒童，還是愚昧無知，還是缺乏足以幫助他們分清一時之間的混亂現象的那種抵抗力。
可憐的、不幸的兒童啊！這就是盲目的偶然性給你們的未來所準備的東西，也就是輿論稱之為幸福的命運的那種命運！
然而，我的上述意見很可能遭到反對。
比如，有人可能對我說，我揭示的隻是那些必然地打上了宿命論印記的現象。
既然兒童在童年時期的無知是自然本身所注定的，那事實上便不可能使他們知事明理。
既然他們的智力發展還不到那樣程度，那便不可能要求他們關心自己未來命運的安排。
所有這些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樂于表示同意。
但是，除了這些見解之外，我怎麼也弄不明白的是：究竟根據哪些理由得出童年最幸福的結論？
誠然，兒童意識不到人們要将他們引至何處，要把他們置于何地，這便使他們擺脫了許多心靈上的痛苦；如果他們意識到了他們的處境，這些痛苦便會毀掉他們。
但是，考慮到他們的未來充滿了危險，這種一時的輕松又有什麼意義呢？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仍然堅信，從絕對意義上來說，任何時期都沒有比兒童時期更為不幸的了，輿論支持相反的意見，它大錯而特錯了。
依我看，這種錯誤見解是有害的，因為它攪亂社會的視聽，妨礙公衆清醒地看待兒童問題。
再者，我絲毫也不否定教育學所能給予兒童的重要幫助，但是我不能容忍教育事業上依據一時的偶發情緒一個接一個地濫作規定的專橫行為。
教育學首先應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其使命是在人類的正在成長的後裔身上培養對于未來的理想，而不是使他們屈從于混亂的現狀。
因為。
我再說一遍，社會受混亂的驅策，擯棄知識而求救于蒙昧的時代是存在的。
難道直接地或者委婉地提出的這類任務，能使教育學增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