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慕容鹉來到北京的舉子一共是四十一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人是第一次來到北京，和許許多多外地士子一樣，剛進北京，就立即被這座宏偉的大城市鎮住了。
這個時候正是開春時節，正月尚未遠去，大街小巷到處貼滿了紫紅色的對聯，有些大門上倒貼的“福”字甚至還沒有幹透，每一條胡同的轉角處都堆積着鞭炮和煙花的廢屑，熙熙攘攘的喧鬧聲中，時不時還傳來一聲遙遠的炮仗聲。
這個時節是中國人一年之中最為清閑的時候，除了農夫得到歇閑之外，大部分行商和腳夫等也是窩在家中不做生意，理直氣壯的享受着這個傳統的節日。
大漢朝廷的第二次會試就是這個時候悄悄拉開帷幕。
這種考試對于傳統的中國王朝來說，是僅次于征戰、郊祭的重要大事，關系着統治階層的血液循環，同時還肩負着傳統上的道德意義，可以說是“天下矚目”也毫不為過。
林漢王朝對于這次考試異常關注，因為在當今的政治條件下，這種傳統式的科舉考試出來具有選材的功能之外，更多的還象征着“華夏正溯”的意義，聖賢曰：内聖外王，一個皇朝得到全國的承認的尊奉，除了軍事上的成功之外，“文教之功”也是不可缺少的，這是實實在在的“人心所向”，代表着全國上層階級的意願，任誰也不能忽視。
就像康熙初年一樣，滿清朝廷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卻在全國範圍内遭到了士人階層的抵制，基層統治因此遭受重大挫折，所以不得不威逼利誘、絞盡腦汁逼迫别人參與“博學鴻儒”考試，企圖在“文教”上樹立起自己“華夏天朝”的地位。
林風在這一塊顯然比康熙幸運一些，因為有了顧炎武和黃宗羲兩位大儒的加盟，林漢帝國在去年的時候就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教育體系，在他們的督促下，李光地專門撥出了大筆經費，發給縣級以上地方衙門修繕孔廟和國監學堂，并且在一年之中連續進行了多場“學試”和“鄉試”，以求在最短的時間内完成一次科舉大考。
從傳統的學術角度來說，這種做法很受人诟病，因為相對于洪武年傳下來的規矩，普通人通過“舉制”而踏上仕途确實殊為不易――首先，這個應考的必須是良家子弟，不是賤民樂戶，也不是匠戶軍戶之類，具有應考的資格；然後，在最初級的縣學或省學考試中通過，得到“進學”資格，正式成為“秀才”，而在取得秀才身份之後再奔赴本省布政司衙門所在地，參加數年一度的“鄉試”，取得“舉人”頭銜，最後，再頂着舉人頭銜進京，參加禮部衙門舉行的會試。
一般來說，從一介童生到舉人身份的過程至少要三、四年的時間，同時每年還要不間斷的參加縣、道、省各級學政的不斷監督和抽考，随時都有可能被刷下來，一路上風險重重，無人不是一副戰戰兢兢的模樣，而這次居然隻在區區一年的時間内就考出了這麼一大批舉人，确實不能不讓是那些老派儒生心懷妒忌。
除了所謂的“舉人速成法”之外，林漢朝廷這次的考試科目也有些令人吃驚。
在這次考試中，除了傳統的“明經”、“明法”、“明算”等之外，還增添了“明物”、“明醫”兩大類，後一項倒是一聽就明白，但是那個所謂的“明物”卻實在是頗為讓人摸不着頭腦。
這個新興的事物在在去年的時候還曾引起過士林的一番的争論，到底科舉考試就是這個階層的命根子，不論輕重随便動一下都能算做“驚天動地”，當學政把這個所謂“明物科”的“時藝制抄”（注：時藝，又可稱“制藝”或“時義”大體上多是八股範文，闡述“古人今問”的技巧，效果類似于現在的“模拟試卷”）發下去之後，大夥才明白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嚴格來講，這個科目倒有點象是“格物”，但若是按照教材來看又太瑣碎，從農政到物理，不少内容幾乎近似“技匠之流”，因此不少人認為這種做法實在是有辱斯文，因為上千年來大夥都覺得讀書人和這些東西搭不上邊；另外也有一部分鼓掌叫好，不過他們倒也不覺得這個新科目如何了得，絕大多數是慶幸多了一堆進士名額，而剩下的一部分隻是厭惡八股罷了。
實際上這個時代士林中人也有不少人非常反對“死八股”，其中不乏名人大家，比如寫文章大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