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積弊如山
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線的範仲淹、韓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調令，皇上要調他們回京師，進入朝廷中樞中書省和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任職。
範仲淹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留在西北鎮守邊關，朝廷一直不批準。
六月中旬，他們兩人辦完了交接手續，極不情願地離開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範仲淹、韓琦回京的時候，宋與西夏的和約隻是草簽，還沒有蓋上國印互換和約。
趙祯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們二人從西北前線召回來呢？這要從當時的國情說起。
當時的宋，已經是積弊如山，危機四伏，國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費。
冗兵。
宋代采取終身兵役制，無複員一說，緻使軍隊總數逐年增加。
太祖皇帝開國時軍隊總數為二十萬，太宗皇帝統一中國時達到六十餘萬，至趙祯慶曆年間（1041—1048年）已達一百二十五萬。
冗官。
官吏的增多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取仕，科舉制度創立初年，每年取進士不過三十人。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中進士多達七百餘人，而且成為慣例執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國的進士累計多達一萬七千三百餘人。
至此，進士應試才改為三年一次。
幾十年來，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二是世襲。
宋代選拔官吏，除科舉外還有“僥幸法”，即世襲。
例如宋代規定“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
推恩之廣甚至達到了多及異姓宗親甚至以門客充數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負。
趙祯朝中央财政收入雖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狀況從太宗時的盈餘大半惡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
加之西北戰事，宋疲于用兵，國家财政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趙祯急召範仲淹、韓琦二人進京，是要借助他們二人在抵禦西夏入侵的聲望和才智，組建一個新的中樞機構，以“振興起弊”，刷新朝政。
在範仲淹、韓琦奏請留任、滞留西北辦理交接手續的過程中，國内又出現了一次暴亂。
京東禁軍士卒王倫在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