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1563），孫承宗出生在北直隸保定府高陽（今河北省高陽縣）。
生在這個地方，不是個好事。
作為明朝四大防禦要地，薊州防線的一部分，孫承宗基本是在前線長大的。
這個地方不好，或者說是太好，蒙古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女真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後來改叫金國，也常來，來搶。
來一次，搶一次，打一次。
這實在不是個适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孫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還過得特别滋潤。
他喜歡戰争，喜歡研究戰争，從小，别人讀四書，他讀兵書。
成人後，别人往内地跑，他往邊境跑，不為别的，就想看看邊界。
萬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孫承宗做出了一個決定——外出遊學。
這一年，他十六歲。
在此後十餘年的時間裡，孫秀才遊曆四方，努力向學，練就了一身保國的本領。
當然，這是史料裡正式的說法。
實際上，這位仁兄在這十幾年來，大都是遊而不學，要知道，他當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為了報國，說到底，是混口飯吃，遊學？不用吃飯啊？
還好，孫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較好的工作——老師，從此，他開始在教育戰線上奮鬥，而且越奮鬥越好，好到名聲傳到了京城。
萬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員的邀請下，孫秀才來到京城，成為了一位優秀的私人教師。
但是慢慢地，孫秀才有思想活動了，他發現，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夠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進入了國子監，刻苦讀書，再一年後（1594），他終于考中了舉人，這一年，他三十二歲。
一般說來，考上舉人，要麼去考進士，要麼去混個官，可讓人費解的是，孫舉人卻依然安心當他的老師，具體原因無人知曉，估計他的工資比較高。
但事實證明，正是這個奇怪的決定，導緻了他奇特的人生。
萬曆二十七年（1599），孫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撫。
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孫承宗跟着去了。
我記得，在一次訪談節目中，有一名罪犯說過：無論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沒用的，隻要讓大家都去監獄住兩天，親自實踐，就不會再犯罪了。
我同意這個說法，孫承宗應該也同意。
在那個地方，孫承宗發現了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殺，血腥的戰場，智慧的角逐，勇氣的考驗。
戰争，是這個世界上最神秘莫測，最飄忽不定，最殘酷，最困難，最考驗智商的遊戲。
在戰場上，兵法沒有用，規則沒有用，因為在這裡，最好的兵法，就是實戰，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
大同的孫老師沒有實踐經驗，也無法上陣殺敵。
然而一件事情的發生卻足以證實，他已經懂得了戰争。
在明代，當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資，拿不到工資，自然要鬧。
一般人鬧，無非是堵馬路，喊幾句，當兵的鬧，就不同了，手裡有家夥，要鬧就往死裡鬧，專用名詞叫做“嘩變”。
這種事，誰遇上誰倒黴，大同巡撫運氣不好，偏趕上了。
有一次工資發得遲了點，當兵的不幹，加上有人挑撥，于是大兵們二話不說，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撫大人慌得不行，裡外堵得嚴嚴實實，門都出不去，想來想去沒辦法，尋死的心都有了。
關鍵時刻，他的家庭教師孫承宗先生出馬了。
孫老師倒也沒說啥，看着面前怒氣沖沖，刀光閃閃的壯麗景象，他隻是平靜地說：
“饷銀非常充足，請大家逐個去外面領取，如有冒領者，格殺勿論。
”
士兵一哄而散。
把複雜的問題弄簡單，是一個優秀将領的基本素質。
孫承宗的鎮定、從容、無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處理最紛亂的局勢，應對最兇惡的敵人。
大同，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孫承宗看到了戰争，理解了戰争，懂得了戰争，并最終掌握了戰争。
他的掌握，來自他的天賦、理論以及每一次感悟。
遼東，大他三歲的努爾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達部的路上，此時的他，已經是一位精通戰争的将領，他的精通，來自于砍殺、沖鋒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險。
兩個天賦異禀的人，以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進入了戰争這個神秘的領域，并獲知了其中的奧秘。
二十年後，他們将相遇，以實踐來檢驗他們的天才與成績。
【相遇】
萬曆三十二年（1604），孫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
他的目标，是科舉。
這一年，他四十二歲。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師、優秀教師、舉人、軍事觀察員，目睹戰争的破壞、聆聽無奈的哀嚎、體會無助的痛苦，孫承宗最終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決定放棄穩定舒适的生活，他決定，以身許國。
于是在幾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後，考場老将孫承宗打算認真地考一次。
這一認真，就有點過了。
放榜的那天，孫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試名次——第二，全國第二。
換句話說，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規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崗培訓後，孫承宗進入翰林院，成為了一名正七品編修。
之前講過，明代朝廷是講出身的，除個别特例外，要想進入内閣，必須是翰林出身，否則，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
這是一個公認的潛規則。
但請特别注意，要入内閣，必須是翰林，是翰林，卻未必能入内閣。
畢竟翰林院裡不隻一個人，什麼學士、侍讀學士、侍講、修撰、檢讨多了去了，内閣才幾個人，還得排隊等，前面的人死一個才能上一個，實在不易。
孫承宗就是排隊等的人之一，他的運氣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沒結果。
第十一年，機會來了。
萬曆四十二年（1614），孫承宗調任詹事府谕德。
這是一個小官，卻有着遠大的前程，因為它的主要職責是給太子講課。
從此，孫承宗成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師，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無比光明的未來。
光明了一個月。
萬曆四十八年（1620），即位僅一個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對于孫承宗而言，這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他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學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兒子，真可謂是誨人不倦。
天啟皇帝朱由校這輩子沒讀過什麼書，就好做個木工，所以除木匠師傅外，他對其它老師極不感冒。
孫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孫老師長期從事兒童（私塾）教育，對于木頭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點辦法，所以幾堂課教下來，皇帝陛下立即喜歡上了孫老師，他從沒有叫過孫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個固定的稱謂：“吾師”。
這個稱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為止。
他始終保持對孫老師的信任，無論何人，以何種方式，挑撥、中傷，都無濟于事。
我說的這個“何人”，是指魏忠賢。
正因為關系緊，後台硬，孫老師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飛，一年時間，他就從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書，進入内閣，成為東閣大學士。
所以，當那封打小報告的信送上來後，天啟才會找到孫承宗，征詢他的意見。
可孫承宗同志的回答，卻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決斷。
”
幸好後面還有一句：
“讓我去看看吧。
”
天啟二年（1622），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來到山海關。
孫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晉，但到山海關和八裡鋪轉了一圈後，他對王大人便有了一個直觀且清晰的判斷——這人是個白癡。
他随即找來了王在晉，開始了一段在曆史上極其有名的談話。
在談話的開頭，氣氛是和諧的，孫承宗的語氣非常客氣：
“你的新城建成之後，是要把舊城的四萬軍隊拉過來駐守嗎？”
王在晉本以為孫大人是來找麻煩的，沒想到如此友善，當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調集四萬人來守城。
”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孫先生是當過老師的人，對笨人從不一棍子打死，總是慢慢地折騰：
“照你這麼說，方圓八裡之内，就有八萬守軍了，是嗎？”
王大人還沒回過味來，高興地答應了一聲：
“是的，沒錯啊。
”
于是，張老師算帳的時候到了：
“隻有八裡，竟然有八萬守軍？你把新城修在舊城前面，那舊城前面的地雷、絆馬坑，你打算讓我們自己人去趟嗎？！”
“新城離舊城這麼近，如果新城守得住，還要舊城幹什麼？！”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萬守軍敗退到舊城城下，你是準備開門讓他們進來，還是閉關守城，看着他們死絕？！”
王大人估計被打懵了，半天沒言語，想了半天，才憋出來一句話：
“當然不能開門，但可以讓他們從關外的三道關進來，此外，我還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軍寨，接應敗退的部隊。
”
這麼蠢的孩子，估計孫老師還沒見過，所以他真的發火了：
“仗還沒打，你就準備接應敗軍？不是讓他們打敗仗嗎？而且我軍可以進入軍寨，敵軍就不能進嗎？現在局勢如此危急，不想着恢複國土，隻想着躲在關内，京城永無甯日！”
王同學徹底無語了。
事實證明，孫老師是對的，如果新關被攻破，舊關必定難保，因兩地隻隔八裡，逃兵無路可逃，隻能往關裡跑，到時逃兵當先鋒，努爾哈赤當後隊，不用打，靠擠，就能把門擠破。
這充分說明，想出此計劃的王在晉，是個不折不扣的蠢貨。
但聰明的孫老師，似乎也不是什麼善類，他沒有幫助遲鈍生王在晉的耐心，當即給他的另一個學生——皇帝陛下寫了封信，直接把王經略調往南京養老去了。
趕走王在晉後，孫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邊人吩咐了這樣一件事：
“把那個寫信批駁王在晉的人叫來。
”
很快，他就見到了那個打上級小報告的人，他與此人徹夜長談，一見如故，感佩于這個人的才華、勇氣和資質。
這是無争議的民族英雄孫承宗，與有争議的民族英雄袁崇煥的第一次見面。
孫承宗非常欣賞袁崇煥，他堅信，這是一個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雖然當時的袁先生，隻不過是個正五品兵備佥事。
事實上，王在晉并不是袁崇煥的敵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歡袁崇煥，還對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煥仍然打了他的小報告，且毫不猶豫。
對于這個疑問，袁崇煥的回答十分簡單：
“因為他的判斷是錯的，八裡鋪不能守住山海關。
”
于是孫承宗問出了第二個問題：
“你認為，應該選擇哪裡？”
袁崇煥回答，隻有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