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購物資出售于消費地坐商之詳情。
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稱之阿寄販漆于蘇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販布于贛州石城縣，及呂玉之販布于山西，均以零星出賣為主，暗示當地坐商，亦以極為緊縮之資本，逐日經營，無力大規模收購囤集，以掌握市場。
茲項情形，與吾人所知之明代商業習慣相符。
因消費地之坐商，逐漸成為批發商，則必管制客商之攜貨入境者，或放債于後者，或投資而互為契約。
若真如此，則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必為改觀，結果為資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數目減小而其經營範圍擴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獨立性而成為坐商之雇員。
此情形繼續發展，商業資本終必投資于生産。
但此諸條件始終未能在中國傳統社會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蛻變為批發商，以促進資本主義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資金欠集中，亦可于商稅規制中窺及，如北新關在杭州城市内外課稅于各行商，至17世紀之初，其所課者為“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季鈔少者僅二三十貫”《北新關志》，摘錄于《天下郡國利病書》，冊32……如批發貿易發達，則其稅收無待于針對零售商行，有如前述。
又戶部尚書趙世卿于1602年呈萬曆帝之奏疏，稱稅使四出，商人避稅歇業。
文内稱河西務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家矣。
臨清關往年夥商三十八人，今獨存兩人。
臨清緞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
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
雜貨店今閉門四十一家《神宗實錄》，頁7073……文中稱布店、緞店及雜貨店，當系零售商無疑。
其店數之多，亦顯系其業務非批發。
如尚有批發商在此縷述店數之外，則增進商稅當應從批發商着眼，零售商數目之多寡與稅收數量無關宏旨，戶部尚書之呈奏仍計算後者為文不對題。
又前述陳繼儒之《布稅議》，在叙述“鄉人轉售于莊，莊轉售于标”之餘，續稱：“其近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于九邊，以清源為绾毂。
出長江之口，徑楚蜀，而散于閩、粵、秦、晉、滇、黔諸郡國，以蕪關為绾毂。
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車負載，晝夜馳骛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脈也。
”除提供清源及蕪湖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稱二處有批發商。
坐商之資本擴大時，多轉業典當，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