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的錯誤。
由是言之，所有的功勞，自然也離不開領導者的英明領導。
在呂不韋的任内，有以下幾件值得書寫的大事，應該均可記在呂不韋名下。
一是滅亡東周，發生在呂不韋上任的第一年，為呂不韋親手操作。
當時的東周已是風雨飄搖、弱小不堪，全部領土加起來也隻不過七個縣城（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缑氏）而已。
六國中的任何一國都具備絕對實力，可以輕易滅之。
因此，滅亡東周并不能顯出呂不韋的本事，實際意義也不大，然而其象征意義卻非常巨大：它宣告了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的周朝從此不複存在，世間再無天子。
捅破了這層窗戶紙之後，戰争便隻是戰争，再無正義和非正義之分。
此後，秦國攻打六國，也不用再擔心跳出個所謂的天下共主，對秦國的暴力表示強烈的抗議和譴責。
二是開疆拓土，大有斬獲，先後為秦國增加了三川郡、太原郡、東郡。
三是擊潰五國聯軍，事在嬴政六年。
從此，六國隻有被動挨打的份，再也無心西向伐秦。
合縱連橫，曾為多少能人異士提供了絢爛舞台，演繹出他們人生中最華麗的樂章，也從此徹底地成為了一個曆史名詞。
四是決策修建鄭國渠。
當時鄭國渠尚在建設之中，隻見投入不見産出，是利是弊還難以定論。
除卻以上四條，現在呂不韋又在自己的相國履曆上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呂氏春秋》。
可以說，能否千古流芳，呂不韋很大程度上就指着這本書了。
《呂氏春秋》雖然由呂不韋以相國之身份出面主編，卻并不像後世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那樣，有着明顯的官修痕迹。
《呂氏春秋》深具民間色彩，裡面充斥着那些編書者——不得志的士人的牢騷和郁悶，不歌功頌德，不隐諱曲折，新鮮活潑，非常原生态。
而在每章每節的末尾，也并不來個臣不韋曰：如何如何，贈格楞格。
第七節李斯眼中的呂不韋
《呂氏春秋》的編撰完成，讓李斯對呂不韋刮目相看。
原來，呂不韋雖然是商人出身，心中也并非總是計較着利益得失的。
他是真心想編一部曠古未有的大書。
姑且不論書的質量如何，至少其起點高遠，衷心赤誠。
單就成本和産出來看，《呂氏春秋》投入巨萬，發行量卻不會超過十冊，而且這十冊也不可能投入市場銷售，隻能免費贈送，核算下來，是徹頭徹尾的虧本買賣。
然而，這筆買賣呂不韋還是做了，而且做得心甘情願。
就算像呂不韋這樣精明的商人，也懂得不是什麼行業都可以産業化的道理。
這個世界上，應該有比經濟利潤更嚴肅更高尚的目的。
退一萬步來說，在商言商，呂不韋以巨萬的投資虧損，卻買來了千秋萬世之名，還能有比這高明的生意經嗎？
作為一個非凡的政治家，其社會責任感和時空遠見，決非建立在金錢的衡量之上。
在李斯看來，呂不韋的所謂四大功績，無足可道。
隻有《呂氏春秋》，才體現出了呂不韋的個人特色，以百世之利先一時之務，也是他異于乃至高于秦國曆任相國的地方。
夫為官者，往往着力于當下之政績，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求多求快，不顧其餘。
如果沒有頭痛腳痛，那就先創造出個頭痛腳痛來，總之，一定要作出些人人都能用肉眼看見的政績來。
曾讀蘇轼先生所撰《潮州韓文公廟碑》。
韓愈谪守潮州，治理潮州不到一年，便被調離他任。
然而，就這短短不到一年的任期，卻使得潮州人對韓愈感恩戴德，“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韓愈為官的魔力何在？他到底幹出了些什麼驚天動地的政績來？說起來其實卻簡單得很，“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
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号稱易治。
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
讀着《呂氏春秋》，李斯不禁忽然想念韓非起來，不知道韓非的書作得如何了，他在韓國過得可還如意否？韓非，你我正當壯年，這世界必将屬于你我。
呂不韋已經老了，《呂氏春秋》将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後一件大事。
這個世界，永遠都不缺大事發生，接下來，還有更大的事業，比《呂氏春秋》還要偉大千萬倍的事業，那就是殲滅六國，統一天下，但這樣的偉大事業，不會再輪到呂不韋的頭上了，而是注定要完成在嬴政和我的手裡。
一個人不能選擇他的出生，也無法選擇他所處的時代。
數算五千年長河，留下的史書典籍，對後人來說，已是多得用一生都無法通覽一遍。
盡管如此，在中國的土地上，曆朝曆代都有着無數鮮活的生命和感情，一樣的五谷雜糧，一樣的男歡女愛，一樣的悲喜情仇，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曆，卻不曾在史書上占得隻言片語，史官們也不曾慷慨地為他們記上哪怕随便一筆。
人和人是多麼的不同，既有“甯為盛世狗，不作亂世人”的無奈，也有“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的激烈。
對李斯而言，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他所恐懼的，便是活在一個注定平庸而無名的時代。
感謝上天，讓他生得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剛剛好趕上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
将《呂氏春秋》向朝廷百官炫耀過一番之後，呂不韋又來向天下炫耀。
他将《呂氏春秋》布于鹹陽市門，上懸千金，無論諸侯遊士賓客，凡能增損一字者，當場以千金作為獎勵。
很難講，仕途失意的呂不韋，是否有借此抒發内心的憤怒失落和挑釁嫪毐及太後一黨的嫌疑。
當年，商鞅變法，為了樹立權威，取信于民，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宣稱能将木頭搬到北門者，獎勵十金。
老百姓都不相信有這等好事，沒人敢動。
于是提高賞格到五十金，終于有膽大者，将木頭搬到北門。
商鞅當場兌現了五十金的獎勵，以明不欺。
呂不韋一向出手闊氣，千金的賞格，比商鞅當年大方了數十倍。
可賞越重，反而越是無人敢出手。
過了一個月，還是無人響應，呂不韋這才得意地将《呂氏春秋》收回。
還好，達利沒有生在那個時代，像他那樣的瘋子，打着藝術的幌子，舉火将《呂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