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曾照渠溝 三、是非功過

現在看來，漢景帝這一刀是開對了。

    “七國之亂”平定後，漢初分封的王國有的變成了郡縣，有的分裂成小國，大都名存實亡。

    這就為漢武帝的大顯身手創造了條件，漢的國祚也因此延續了三百多年。

    所以，司馬遷把景帝一朝稱作“安危之機”，史家也公認削藩乃“治安之策”。

    從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徹底退出曆史舞台。

    以後的曆代王朝，雖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隻有虛名沒有實權的，唯獨西晉是個例外。

    西晉開國以後，又倒退到西漢初年的“半封建半郡縣制”，結果是釀成“八王之亂”，自取滅亡。

     這樣看，晁錯豈非高瞻遠矚？ 實際上，藩國過于強大，必定威脅中央，對于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共識。

    晁錯的死對頭袁盎，就對漢文帝說過“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适削地”的話。

    當然，袁盎說這個話，隻是針對驕橫無禮的淮南厲王劉長，不像晁錯那樣把削藩看作基本國策。

    但要說當時的朝廷重臣都是糊塗蟲，鼠目寸光，屍位素餐，都不如晁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恐怕也不是事實。

     然而晁錯卻幾乎遭到一片反對，甚至“世人皆曰可殺”，這又是為什麼？ 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當時的意識形态和治國理念所使然。

    我們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态的；漢，在武帝以前，則以道家思想為國家意識形态。

    漢景帝的親娘窦太後，更是一個極其尊崇道家學說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諸窦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所以，漢景帝母子君臣，大約都是“黃老門徒”，隻不過窦太後是個“死硬派”，漢景帝的态度要溫和一些。

    有一次，儒生轅固和道家黃生辯論湯武革命的事。

    黃生說，帽子再破，也得戴在頭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腳下。

    商湯是夏桀的臣，怎麼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麼能代商而立？所以，湯武不是革命，而是謀反。

    轅固反問：照你這麼說，我們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對了？漢景帝一看情況不對，隻好打圓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