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過徒然地勞民傷财而已。
第三個錯誤，是政策不好。
晁錯認為，但凡軍民人等甘願堅守戰鬥到死也不投降敗退的（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計為之也）：要麼是因為“戰勝守固”能獲得封賞，要麼是因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這才赴湯蹈火視死如歸（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
可是，秦代的戍卒隻有千難萬險（有萬死之害），沒有半點好處（無铢兩之報）。
一個人戰死之後，他的家人連減免一百二十錢賦稅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誰還肯前赴後繼？所以秦代的軍民，無不視疆場如刑場，視戍邊為送死（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還沒走到半路就準備叛變了，陳勝就是例子。
這是秦的錯誤。
匈奴的特點，則是流動性強。
他們就像野生動物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飛鳥走獸于廣野）。
條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則止），條件不好就搬走（草盡水竭則移）；一會兒在這裡，一會兒在那裡（往來轉徙）；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時至時去）。
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業），也是我們難以對付的原因。
試想，匈奴人來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點，則我們的部隊還沒到，匈奴人就跑得無影無蹤。
還有，派去的部隊，是留下呢還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資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來。
連年如此，中國就又窮又苦又不安甯了。
因此，晁錯主張改革邊防軍“一歲而更”（一年輪換一次）的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鼓勵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難的人向邊疆移民，安營紮寨，屯墾戍邊。
這些内地移民以他鄉作故鄉，視衛國為保家，必能“邑裡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因為國家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已聯為一體，而且也沒有敵情不明、水土不服的問題。
移民解決了生計，國家節約了軍費，邊防得到了鞏固，人民得到了安甯，豈非兩全其美？
這是一個好主意，因此被采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言“勸農力本”的主張也被采納，其他如“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則被拒絕（孝文不聽）。
不過文帝還是很欣賞他的才華（奇其材），調他做了中大夫。
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屬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級别一樣，但職責不同，是“掌論議”。
晁錯終于如願以償，參與朝政了。
這也正是他的宿命。
他這個人，是不甘寂寞的；而曆史選擇他來唱削藩這場大戲的主角，也絕非偶然。
可惜，曆史選錯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