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
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
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着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
書生意氣隻能屬于書生，不能屬于政治家。
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
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
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
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
第三，對于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
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
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
我們隻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
對于由此而可能導緻的風險，他隻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
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
顯然，他隻想到了“應該去做”，沒考慮“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
他對削藩的困難明顯估計不足，對雙方的情況明顯掌握不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敗？還有一點也很不好：他太想盡早完成這一偉業了。
結果勢必急功近利，不講策略，草率從事。
這就既沒能做到事先“知其當然”，又不能做到事後“徐為之圖”。
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
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
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
可惜，晁錯是書呆子，不是政治家。
他不但沒有什麼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馊主意。
正是這兩個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第一個馊主意是殺袁盎。
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
晁錯是禦史大夫，禦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禦史丞，一個叫禦史中丞，下屬就是禦史。
晁錯說，袁盎這家夥，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
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麼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
晁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