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手和下屬卻不贊成。
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麼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
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麼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
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消息，通過窦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采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
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雠，反以亡軀。
”晁錯這一着，是不是臭棋？
第二個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禦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
誰都知道，帶兵打仗，是最危險的；留守京城，則是最安全的。
國難當頭之時，任何忠臣，都應該把危險留給自己，安全留給皇上，何況這“國難”還是你晁錯惹出來的？你惹了禍，你就得有擔當。
正如蘇東坡所說：“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然而晁錯卻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這就難怪不但袁盎主張殺他，就連其他大臣也主張要殺了（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實際上，像晁錯這樣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的大臣，恐怕哪個皇帝都不能容忍。
所謂“烈火見真金，危難見忠臣”，晁錯的這個馊主意，确實讓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蘇東坡說：“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
相反，如果晁錯把危難擔當起來（已身任其危），親自率兵東向迎敵（日夜淬砺，東向而待之），不讓君王受到威脅和連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會把他看作可以克敵制勝的依靠（則天子将恃之以為無恐）。
那麼，就算有一百個袁盎，又能怎麼樣呢（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這就是晁錯之錯了。
他錯在急功近利，錯在專政擅權，錯在自以為是，錯在得意忘形，錯在隻有雄心壯志，沒有大智大勇，隻知一往無前，不知運籌帷幄。
他太想做一個孤膽英雄了，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要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士也是需要後援的。
非常遺憾的是，這往往也是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
難怪司馬遷要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我以此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溝。
其實明月又何曾照渠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