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
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
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
因為曆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産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
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征（皇帝）。
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
《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
兵籍益廣，吏員益衆。
佛老外國，耗蠹中土。
縣官之費，數倍于昔。
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
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
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于前。
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衆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财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
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
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
熙甯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
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捊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