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标，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
這樣一來，地方官就隻好硬性攤派了。
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
于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
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
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
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污吏害怕改革。
不，他們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隻害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
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
相反，隻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改革還是别的什麼。
比方說，朝廷要征兵，他們就收征兵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
反正隻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家财政收入。
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财，說得不好聽就隻能叫聚斂。
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産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
财富不藏于國，即藏于民。
國庫裡的錢多了，老百姓手裡的錢就少了。
變法以後，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庫房堆滿絹緞，隻好再造庫房。
但這些财富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裡長出來的嗎？顯然不是。
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将焉取之”？
也許，這便正是所謂保守派主張漸進式改革甚至暫不改革的原因之一。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在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
”顯然，這都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更不是技術問題。
因此改革必定是一個系統工程，當然隻能從長計議（甚至在我們看來，這些問題根本就解決不了）。
難怪司馬光要說：“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像王安石那樣蠻幹，豈有不失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