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與盡害政之人”。
這就無異于說司馬光兩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馬了。
因此這并不能說明什麼。
事實上，王安石固然被說成“大奸大惡”而且“人神共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黨”（韓绛、呂惠卿等）則被稱作“熙豐小人”（熙甯和元豐都是王安石當朝時的年号），但司馬光等人在失勢以後也被說成是“元祐奸黨”（元祐是哲宗于太後聽政時的年号），而且人數多達120人（以後又擴大到309人）。
他們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國州縣，以便軍民人等明辨忠邪。
至于先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以外的第三個聖人。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
他們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标準來衡量，應該說都是過得硬的。
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曆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産的宰相。
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将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将對方置于死地。
甚至，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這裡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兩人畢竟長期政見不和，蘇東坡也畢竟是因攻擊新政而罹禍的，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這豈是小人的作為？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連他的許多親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蟬，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
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隻能一個人默默地在家鄉舔舐傷口。
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為蘇轼說話，就不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風亮節了。
司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
他隻反對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為人，反倒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
王安石去世後，卧病在床的司馬光更建議朝廷厚加贈恤。
司馬光說：“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大哉。
”這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
蘇東坡則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書中，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