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産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這又豈是小人之所作為？
事實上，在我看來，敵對雙方的如此相處，不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
在我讀書不多的印象中，似乎隻有宋，才能做到這一點。
東漢的黨锢，晚唐的黨争，明末閹黨與東林黨人的鬥争，可都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
這無疑與宋代的政策有關。
大宋王朝自建國之日起，便實行優待士大夫的基本國策，官俸之高又居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們的日子大都過得十分滋潤，無論在朝在野，在京師在州縣，都優容閑适，自得其樂（否則歐陽修豈能寫得出《醉翁亭記》）。
做官之餘，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做學問有閑暇或有餘便去做官，做官有閑暇或有餘便做學問）的說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堪稱“精神貴族”的士大夫階層。
既然是“精神貴族”，自然“費厄潑賴”。
同樣，既然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則不難人才輩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學術而敬重對方。
因此，一個有着自己獨特道德規範和行為規範、相對獨立于政治的知識分子階層，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
一旦知識分子喪失獨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貴族，并由此産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會成為稀有之物。
可惜當時的體制未能為這種政治文明提供一個制度平台。
正如王桐齡先生《中國史》第三編第七章所言：“彼時之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馀地也。
”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實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馬光在野相助，司馬光執政，王安石善意監督，那麼，變法也好，或者别的什麼政策也好，又豈能是前面所說的那種結果？
實際上，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既非如反對派所說是因為“小人亂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說是因為“小人壞法”，而是因為缺少相應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環境。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王安石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