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二分。
于是市易司和發運使衙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衙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行）。
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結果自然隻能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轼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簿書廪祿，為費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此其二。
于是，“官買之價，必貴于民。
及其賣也，弊複如前”。
因此他斷言：朝廷隻怕連本錢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向商人征稅來得多。
這是毋庸置疑的。
因為我們比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采購是怎麼回事。
那可真是不買對的，隻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回扣不買（非賄不行）。
所以官方采購貴于民間采購，也就不足為奇。
至于官方經商，就更是有百弊無一利。
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了最大的投機倒把商。
他們的任務，原本是購買滞銷商品，但實際上卻專門搶購緊俏物資。
因為隻有這樣，他們才能完成朝廷下達的利潤指标，也才能從中漁利，中飽私囊。
顯然，在這一點上，所謂“保守派”的意見其實是對的：商業貿易隻能是民間的事。
官方經商，必定禍國殃民。
青苗法的問題同樣如此。
青苗法不是辦法不好，而是不該由官方貸款。
不難設想，當時如果有多家可以競争的商業銀行來發放貸款，又有獨立司法的民事法庭來解決經濟糾紛，朝廷不過進行宏觀控制（比如規定利息不得超過二分），則青苗法的實施就決不會弄得天下洶洶，民怨沸騰，貪官污吏也就無法将改革變成腐敗的良機。
其實，不但貸款，而且稅收也可以照此辦理。
中國曆代王朝即便實行低稅制度，但因人口衆多，集腋成裘，也很可觀。
這些稅收有銀錢，也有實物，但取之于民，卻未必能夠用之于民，甚至未必能夠用之于朝廷。
西漢景帝末年，朝廷所藏的銅錢，積累到幾百萬萬，串錢的繩子腐爛，散錢遍地無人收拾。
朝廷所藏的糧食，新舊累積，無處堆放，隻好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