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30兩手續費。
下級拜見上級，本來是談公務，卻要先用銀子作敲門磚；納稅人交稅是盡義務，卻要另外拿錢答謝收稅人。
這是什麼規矩？混賬規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締，并通令全國：“倘有再私收規禮者，将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
”
應該說，雍正的這一系列舉措，是既有道理又可操作的。
可惜其收效卻甚微。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繼位。
就是從他這個寶貝兒子開始，大清帝國又重新走向腐敗。
各種陋規死灰複燃，且愈演愈烈。
比如前面說到的那個張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調任四川臬台時，在北京就又送了15000兩銀子的“别敬”。
其中軍機大臣（實際上的宰相）每人400兩，六部尚書每人100兩，侍郎每人50兩，軍機處秘書每人也有16兩。
至于使費、部費、門敬、跟敬之類，各地方、各衙門、各官員也都照收不誤。
這還是“非典型腐敗”。
典型的腐敗就更是駭人聽聞。
乾隆朝大學士和珅，家财竟達八萬萬兩，相當于當時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産的14倍；也相當于雍正五年國庫儲銀的16倍，康熙末年國庫儲銀的100倍。
看來，高薪也未必養廉。
高薪為什麼就未必養廉呢？因為高薪之外的誘惑，要遠遠大于養廉銀的數額。
誰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年千把兩銀子怎麼抵得住？這還是“清知府”。
如果是和珅那樣的大貪官，這點養廉銀哪會放在眼裡？所以，高薪養廉隻可能對那些操守較好的官員起一點補償作用，幫助他們堅守下去，對真正的貪官是不起作用的。
它也不能遏制腐敗，頂多不過揚湯止沸而已。
問題在于，即便那些操守較好的官員，在高薪養廉的條件下，也隻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敗，無法抵制非典型腐敗。
比如張集馨，就是操守較好的。
林則徐當然也是。
但他們也都既收規禮，也送規禮。
為什麼？就因為那“禮”是“規”，是規矩，是規約，是遊戲規則。
你要想在官場上混，就不能破壞規則。
何況，陋規雖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醜陋，反倒很有人情味。
比如冬天送的叫“炭敬”，夏天送的叫“冰敬”，也叫“瓜敬”。
送點木炭送點瓜，總不好說是行賄受賄。
這實在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賄甚至勒索，卻弄得溫情脈脈。
結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
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
一個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國是連做人都做不了的，何況做官？
還有，就算你不愛錢，也不在乎升遷，你總不能不為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