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順眼，就趁“反右鬥争”之機把他送去勞教，連手續都沒有辦，也沒有送審和報批。
相反，這位受害者要為自己讨個公道，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後來，裴老寫了一本書，叫《我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
其實，隻要看過幾出古裝戲，多少有點曆史知識，便都會知道“民告官”有多難。
攔轎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擊鼓，要先打五十大闆；告禦狀（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訴），要滾釘闆（也就是趴在釘滿鋼釘的木闆上背訴狀，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
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幾乎沒有人願意去告官。
何況，就算民告官不那麼難，該走的程序總還要走。
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經殺了，牢已經坐了，所有該受的罪也都已經受了，甚至你已經傾家蕩産家破人亡了。
比起送紅包來，哪個合算？相反，如果隻要送了紅包，就能解決問題或者不受傷害，又有多少人會不送？
可見，紅包，是用相對較少的代價換取公正和安全的經濟手段，也是中國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曆史中付出血的代價才換來的人生經驗。
在整個社會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時，我們不能單純地譴責紅包。
既然紅包反正要送，那麼，有個“例”，有個“規”，總比沒有好。
至少，大家心裡不會一點底都沒有。
也就是說，人們并不指望不送紅包，而隻希望能有個規矩。
這個規矩應該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它能規定一個大緻“合理”不太離譜的價格，并能有一個方便的渠道把這個價格告訴我們；第二，應該能讓當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證能送到，對方不會嫌少或拒收；第三，紅包送達以後，自己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
如果大家都能按照這三個标準做事，那就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了。
取消紅包？想都不要想！
那麼，能不能建立一種制度，讓我們的人民（也包括下級官員）不用送紅包，自己的權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評價呢？這當然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而且應該說也做得很努力了。
這些年許多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腐敗之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因為制度不健全，讓人鑽了空子。
因此應該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這當然并不錯。
但如果以為隻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萬事大吉，卻未免過于樂觀。
在我看來，再好的制度也隻是“術”，不是“道”。
“道”不變，變“術”是沒有用的。
而且，說得悲觀一點，隻怕是制度越嚴密，腐敗就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