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興三年二月下，有僧無果與其客殺賊酋李恒于道。
賊兵萬餘追之，無果被圍，戰死，其客八十三人皆沒于軍陣。
消息很快送到了大都，監國太子金真大驚，一邊遣使快速将此事報告給親征遼東的忽必烈，一邊連夜召集留守在大都的衆臣，商議派人接替李恒，收拾兩廣殘局事宜。
出乎金真的意料，原來為了一個官位争執不休的蒙、色目、漢三系大臣突然謙讓起來，争執了半天，居然無人肯擔當平宋副都元帥的位置。
金真不得已，隻好命令自己不看好的兩江大都督呂師夔去掌管李恒留下來的兵馬。
旨意送達廣南東路後，諸将皆不服氣，一些原本就在宋與元之間搖擺不定的地方豪強，悄悄地帶領隊伍回了故鄉，打着維持地方治安的名義，觀望兩廣事态的進一步發展。
一些被翟氏叔侄協裹入元軍的故宋官兵，也成批攜械出走，半前後半個月不到，李恒所部兵馬散去大半，隻留給了繼任者一個空架子。
儒林中，對無果等人的評價莫衷一是。
有人為這這八十多人義舉吟詩贊頌，也有人跳起來斥責其行為魯莽，不敢在兩軍陣前堂堂正正的與李恒厮殺，反而采用如此下流手段，辱沒了大宋禮儀之邦的美名。
直到文天祥親自寫了文章祭奠無果，并以“賊未離宋境，反抗者一切手段皆為正義！”作為全文終結，儒林中争論才慢慢平息下去。
一些對元庭不滿的民間力量受到鼓舞，趁勢大起。
一時間，兩江、兩浙、荊湖、兩廣，到處都是打着大宋或破虜軍旗号的義軍，就連北元統治了多年，治安最穩定的中書省各地也受到了波及。
忙得監國太子金真焦頭爛額，不得已，将原本聚集在建康，随時準備南下接受達春調度的八萬多蒙古軍再度分散往各地去滅火。
導緻沒有友軍支持，也沒有援兵補充的達春部對福建的攻擊越來越乏力，慢慢地，連騷擾之軍都派得少了。
刺殺行動帶來的震撼還不止如此，自無果戰死後，很多江湖豪傑不敢再自稱一個“俠”字，一些喝醉了酒便上街打架，靠一股子狠勁橫行鄉裡的地痞流氓，更不敢以江湖人自我标榜。
在世人的眼中，所謂俠客，不再是簡單的“以武犯禁”，也不再是勇武有力的标志，而是代表了荊苛等人在暴政面前的抗争與不屈，代表了一個匹夫肩頭對國家的責任。
七百八十餘年後，有為評話者重新演繹的無果等人的故事，用一句話把俠客形象概括總結，聞者皆拍案贊賞。
那句話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些都是後話，書中暫且不提。
福建大都督府，文天祥輕輕地放下了手中的情報。
從各地細作送回來的情報中分析，針對李恒的刺殺行動，已經嚴重打擊了北元在江南的統治。
一些地方高官甚至不敢輕易出門，稍聞風吹草動就全城封鎖，搜查可疑刺客。
對百姓傷害最重的那些貪官，特别是北元派往地方的轉運使，倉庫使們更是惶惶不可終日。
其麾下狐假虎威的小吏們，甚至連離城十裡的村落都不敢去收稅。
但文天祥卻否決了由劉子俊、何時、陳子敬等人聯名提出的，對北元治下各省高官逐個進行清除的行動。
民間自發的抵抗熱情需要鼓勵，但刺殺行動付出的成本過高，讓文天祥不得不慎重考慮。
李恒遇刺後，北元随即進行的“甯錯殺不錯放”的瘋狂反撲，幾乎把敵情司潛伏在兩廣的細作給連根拔了個幹淨。
所以，這種影響長遠，但實際收效不明顯的做法還是謹慎些為佳。
殺了一個地方官員，北元會再委派一個。
隻要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