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對抗令人談虎色變的權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
于是，在擔任興國知縣一年半後，海瑞被調往北京，任戶部雲南司主事，官階正六品。
戶部主事，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
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針出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
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隻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曆而已。
”
然而海瑞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歡琢磨問題的人，對國家對君主認真負責的人，也是個隻知進不知退的人。
既然沒有小事可做，那他就隻好去考慮大事。
他現在已經進入中央政府(盡管職位低得可憐，離所謂中樞還十分遙遠)，不再是一個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問題了。
而且，與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一樣，海瑞認為他應該對時局和朝政發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見解，而國家的現狀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滿意。
不但離孔夫子他們設計的唐堯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遠，而且簡直就是危機四伏。
海瑞覺得自己不能沉默。
一股正義感和使命感從他心中升起。
他決定發起進攻。
這一回，他把鬥争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當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也就是海瑞進京一年半以後，這位“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六品司員，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深知當朝的這位皇帝是隻聽得進好話聽不進批評的，因此開宗明義就說一個皇帝是否夠格關鍵就在于能不能讓臣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接下來，他便對嘉靖本人進行誅心剖骨的批評。
他指出，如果拿漢文帝劉恒和當今聖上相比，則聖上的“天資英斷”，要遠遠超過漢文。
然而聖上的仁德政績，比起漢文來，卻差得很遠。
漢文帝創造了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當今皇帝創造的，卻是“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的局面。
究其所以，就因為他這個皇帝昏聩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
他還指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
難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認為你不對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難怪老百姓要以你的年号來表示對你的不滿，說什麼“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一無所有)了!其實，臣民們的要求并不高，無非希望官府的盤剝輕一點，當局的關懷多一點，冤假錯案少一點，社會風氣正一點。
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為之”？
這樣的奏疏真是史無前例。
正如黃仁宇先生所指出，往常谏臣的批評都是對事，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