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封官賜爵，他們也不領情。
事實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
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講居喪不用過奢時，便捎帶着指責允昔日為母妃出喪時過于奢靡，是“僞孝矯情”。
講喪事從簡是對的，但拿一個親王、總理大臣來做反面教員，就讓允在朝臣中很沒有面子，實際上是拿他開涮，故意叫他丢臉。
更讓允感到寒心和傷心的，是在九月份。
雍正借口太廟更衣帳房油味煮蒸，竟然罰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廟前跪了一個晝夜。
這種小事，頂多罰到一個科長，何至于體罰王爺？顯然是雍正陰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
不難想見，跪在太廟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齒和着眼淚往肚裡咽，說不出的酸楚，說不出的委屈，說不出的悲憤交加，說不出的怨天尤人。
的确，他沒法想通，為什麼像他這樣衆人擁戴的“賢王”不能當皇帝，還非得讓他去伺候這麼個心胸狹窄的主子？
允當然不能坐以待斃。
我們現在已無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麼動作，搞了些什麼名堂，隻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緊張。
雍正後來曾對人解釋說，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樣離京遠行，到塞外秋獵，就因為允、允他們“密結匪黨，潛畜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
臣下把皇上吓成這個樣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遠。
其實雍正很可能是神經過敏。
像他這樣猜忌心極重，一點風吹草動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許偶然失誤也要視為故意的人，總是神經過敏的，何況他的皇位還“來曆不明”!實際上，允對雍正的威脅，倒不一定是有暗殺或政變的陰謀(當然也不一定就沒有)，更主要的還是威望太高。
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說他每次申斥允時，“審察衆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
次年四月，又說“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為屈抑者”。
顯然，在雍正與允的鬥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
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隻不過敢怒不敢言。
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覺不出來？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滿腹委屈地下了一道聖旨：“爾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允賢于朕躬，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國家，朕即讓以此位，不少遲疑!”不難想見，如果不是被逼無奈，雍正不會說出這樣賭氣的話。
他的威望人緣遠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實。
于是雍正隻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寶―――專制特權。
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發出上谕，曆數允種種罪惡，聲稱“廉親王允狂逆已極，朕若再為隐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
至于罪惡的具體内容，則很空洞。
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