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曆”、“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準，隻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于是特開“曆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
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
孝莊太後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
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
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
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
天主堂改為公廨。
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饬。
”
世宗準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
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
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争，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甯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
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
接着，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
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準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诳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隻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
“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裡，益增民教的仇恨。
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内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準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
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占上風。
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
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折。
兩國的交涉，變成内部的糾紛，好象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
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亦為此，加派沈桂芬在“總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鬧。
曾國藩的幕友，議論教案到此，無不浩歎。
由董恂又談到崇厚——他是鹹豐十年新開的北方三個通商口岸：天津、牛莊、登州的“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務好手，但他辦洋務，隻是一味媚軟，縱容得洋人氣焰甚高。
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好現象，總有一天因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變故來。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開，誤會益深，這才是隐憂。
”
曾國藩接着便舉了個例，從他到任以來，好幾次有人攔輿告狀，說有小孩走失，是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藥”，請求伸冤。
“這是野番兇惡之族都不忍為的事，西洋文明各國，如何會有此殘忍的行為？以理而論，決無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說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帶，不斷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實，曾國藩接到狀子，除了嚴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麼處置。
雖然有好些狀子中，指控天津東門外，運河西岸的“慈仁堂”，收養孤兒、棄嬰，不懷好意，曾國藩卻未肯輕信。
隻是有個打算，等有機會要親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機會很快地到了，這年十月間，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總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縣，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國藩接上岸，駐節在長蘆大鹽商查氏的水西莊。
查勘了鹽政、校閱了崇厚所統率的洋槍隊和洋炮隊，然後請查獄訟。
這是他到任以後，決心要辦好的一件事。
曾經親手編寫了一篇“清訟事宜”，通饬各州縣，限期将積案辦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親自審閱，每次出巡，亦必定要親臨州縣衙門，查核辦理積案的情形。
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狀子。
因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狀，越來越重，他依舊隻能聽，不能看，聽完天津縣知縣劉傑的“面禀”，他說：“拐走孩子的狀子，有二十幾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總有個說法，我倒要聽聽。
”
“回中堂的話，實在慚愧。
”劉傑滿臉惶恐地說，“盜案都破了，就這拐案不能破，卑職也困惑得很，唯有嚴饬差役，加緊緝捕。
隻是其中有一層關礙，卑職跟崇大人回過，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
“噢，是何關礙？你說！”
“拐了孩子去，總有個着落，男孩子賣給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來斂錢，眉清目秀的女孩子，賣入娼家，長大了好作搖錢樹。
”劉傑加重了語氣說：“卑職派人明查暗訪，就是沒有這樣事，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
“不錯，慈仁堂！”曾國藩很注意地，“我正要問慈仁堂，是個育嬰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規模大得很，有念經的、有讀書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嬰堂，收容的也不盡是嬰兒，五六歲、七八歲的孩子都有。
雖說是做好事，不過，花錢買好事來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
“‘花錢買好事來做’，此語甚新，我倒有點想不明白。
”
“是這樣，凡有人送孤兒棄嬰到堂，堂裡的洋尼姑發錢獎賞。
中堂請想，不管育嬰堂、養濟院，送進一口人去，總要說好話，才肯收容，博施博衆，堯舜猶病，洋尼姑買好事來做，豈非不近人情？”
“這也不盡然。
”曾國藩想了想說，“你是說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當作孤兒、棄嬰，送到慈仁堂去領賞了？”
“正是！”劉傑答道，“卑職跟幕友商量過不知多少次，想來想去，隻有慈仁堂是個可疑之處，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
不過崇大人……。
”
他雖沒有再說下去，曾國藩心裡明白，是崇厚怕此舉引起交涉，不準劉傑這麼做。
“進堂搜查，自有不便。
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見形迹可疑的，加以盤诘，有何不可？”
劉傑何嘗不知道這麼做？隻是慈仁堂每天進出的人，不知凡幾，一入堂門，便成禁區，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盤诘，亦有不能。
不過這話要照實而言，便變成與“中堂”擡杠，所以劉傑這樣答道：“是，卑職原也這樣辦過，隻以差役不力，未有結果。
現在既奉憲谕，卑職再着力去辦。
”
這些懸案，對劉傑的督饬，也隻能到此為止。
但在高一級的層次上，曾國藩另有打算。
他想親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為民教相仇，症結就在百姓對教堂的誤解，到底這誤解何由而生？非親身體察，不能明白。
明白了，然後可以對症發藥，逐漸消弭。
他跟崇厚談了這層意思，崇厚極力勸他打消此意，認為以他的身分，不宜輕臨非堯舜孔孟之教所許的西洋教堂，否則，一定會有言官，以“大臣輕率，有傷國體”的話頭，上奏參劾。
曾國藩一向憂讒畏譏，想想不錯，聽了崇厚的勸。
等回到保定，因為舟車勞頓，公事又多，曾國藩的眼疾，越發重了，而歲尾年頭，不如意的事，紛至沓來。
先是貴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鴻章帶兵入黔。
李鴻章萬分不願，以貴州多山地，不便馬隊馳騁，必須“改馬為步”，重新編練步營，又說“苗疆軍務，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廣，饷源更狹而绌”，必須先籌饷運糧為借口，遲遲不肯出省。
這些令人煩心的事，李鴻章都要寫信給“老師”發牢騷。
不久，甘肅的軍務，又受大挫，老湘營的名将劉松山，陣亡金積堡。
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鴻章赴陝援剿，這一下李鴻章越發不願。
他最頭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舊在“馬、步”之間做文章，說已将馬隊撤改為步營，如今奉命西征，身邊竟無一騎，何以平亂？而能征善戰的劉銘傳馬隊，則要留着拱衛京畿。
這樣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師”從中斡旋，朝廷能夠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國藩煩憂莫釋的，還是兩江的情形。
戡平大亂，急流勇退，曾國藩當時首要的舉措，就是裁撤湘軍。
他自覺這件事做得很幹淨，但湘軍在江甯的無數，剛剛被裁時，手裡都有些從戰亂中得來的财貨，而曾國藩又頗讨厭湘軍回湖南去求田問舍，所以在江甯落戶的很多。
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為盜匪的，而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對散兵遊勇，約束極嚴，尋常盜匪，還可以照例一層層審問，如果是散兵遊勇搶劫，一經被捕，責成“該管道府，就地正法”，這是奏明在案的。
為此，被裁的湘軍，對馬新贻大為不滿。
在他們的想法，“九載艱難下百城”，江甯的克複，洪楊的被滅，都是曾家和湘軍的功勞，曾國藩當兩江總督都“太細了”，既然朝廷要調他為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那麼兩江總督應該仍舊歸湘軍領袖接充，最有資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選，自是“九帥”。
不得已而求其次，讓李鴻章來當，也還說得過去，因為他跟湘軍關系很深。
誰知會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馬新贻身上，這是從何說起？
本來就心懷不平，加上馬新贻的處置過于嚴峻，因此在江甯的湘軍舊人，跟這位籍隸山東，身在教門的總督，感情搞得很壞，不斷有人來向曾國藩訴苦。
他除了勸慰以外，不願再有什麼表示，其實也是無法有什麼表示，人已離開兩江，再去過問兩江的事，不但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
這一來，五中憂煩，右眼失明，而且得了個暈眩的毛病，唯有在黑頭裡閉目靜卧，人才覺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薦的醫生，紛至沓來，文祥薦了一名七世祖傳的眼科，崇厚也薦了一名洋人來看。
用藥各異，但有個看法是相同的，曾國藩必須好好調養。
因而在四月間，奏陳病狀，請假一個月調理，期滿又續假一個月。
他的打算是，這樣續假幾次，便要奏請開缺，縱使不能無官一身輕，回湘鄉安度餘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隸總督的關防，回京去當大學士。
位尊人閑，在昌明西學、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