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誰知就在拜折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折，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系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

    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

    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确，将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

    至百姓聚衆，将該領事毆死，并焚毀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着将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

    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并查明，毋稍回護。

    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

    原折着抄給閱看。

    欽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禀報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

    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裡領來的。

    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

    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沖突發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

    慈仁堂裡，固然看不出什麼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隻是胡說。

    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

    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挂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着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吓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

    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沖沖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

    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

    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于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隻見地上躺着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衆，号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

    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衆，無濟于事，整個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

    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

    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什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

    至于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

    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鹹豐十年，洋兵内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

    可是，他硬撐着，隻喊着他的第二個兒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曾紀鴻趕緊将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幾句話問。

    ”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

    ”周家勳答道：“态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 “别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什麼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

    聽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 曾國藩不作聲。

    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

    隻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

    現在隻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着應付。

    ”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

    當然，這隻是他心裡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隻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

    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鹹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于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

    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

    當錢鼎銘來谒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着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

    剛才我跟莼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罵，也是免不了的。

    隻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内外兩方面，事情着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

    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

    至于内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

    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别？”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

    ”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确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颔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着手。

    ” “中堂，”黎庶昌比較了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裡，象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争？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系甚大，廷寄隻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闩的話。

    且不說将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

    ”薛福成接口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

    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

    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谕。

    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讨好，固無論矣，不過這出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并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

    即使要管，隻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

    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

    至于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

    這才是于公于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盡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隻是手捋花白胡須，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

    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則未必盡然。

    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緻于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 三個人聽他這一說，雖感失望，并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還能有什麼話說？ 于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于總署的意見，可以想象得之，無非息事甯人而已。

    我當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請朝廷準許，或者告訴總署，那就表裡一緻了。

    ” “然則請教中堂，”錢鼎銘問道：“中堂心裡是怎麼個宗旨？” “我總立意不跟他開釁。

    ” “法國人要開釁呢？” 問到這話，曾國藩不斷點頭，慢吞吞地答道：“一個字： 挺！” “中堂的挺經有十八條，”錢鼎銘帶些調侃的語氣說：“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條？” 雖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實是極嚴重的事。

    曾國藩遇到疑難之際，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現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紀鴻就關心萬分，因而與黎庶昌和薛福成，口雖不言，卻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話說？ “這一條麼？”曾國藩的聲音顯得很蒼涼，“是頂頂管用的一條。

    我此刻不說，将來你們就知道了。

    ” 别人開釁，會在兵船上用“後膛螺絲開花”炮，朝岸上轟，這一身硬挺是怎麼個挺法？還說“頂頂管用”，實在有些莫測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兒子，你一言、我一語，旁敲側擊地一定要逼他說。

     “那我就說了吧！”曾國藩終于慢條斯理地答道，“這一條叫做：我死則國生。

    又叫：置之死地而後生。

    這件案子，曲直是非，現在還不甚分明，但法國人死了好幾個，教堂燒了好幾座，他沒道理也變做有道理了。

    緝兇、賠銀、賠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

    如是還要開釁，就隻好我來挺，法國人要開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對準的地方。

    我想法國人也是講道理的、難道真的開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國一定不直法國所為，得道多助，我們的交涉也就好辦了！” 曾國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從容就義的志士一樣。

    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尋，說出這樣的話來，做兒子的第一個就忍不住，眼圈一紅，趕緊悄悄背過身去，拭去眼角的淚水。

     他的僚友們則更有深一層的想法，勳業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願挨打不還手，不惜一身相殉，務求達成和議，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奮發自強，替國家争口氣，那就太對不起曾國藩的苦心了。

     “那麼請示中堂，”錢鼎銘不再勸曾國藩卸責，問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動身，應該作何準備？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沒有？” “那倒不必太急，謀定後動，庶乎無悔。

    我還要料理料理，總在月初才能動身。

    調甫，”曾國藩又說：“你看看候補道當中，可有腦筋清楚，言詞便給的人，挑這麼兩員，用我的名義發劄子，委他們到天津，會同府道，先辦理緝兇事宜。

    ” “是！”錢鼎銘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問：“還有奏稿，由我這裡辦，還是署裡辦？” “我這裡辦。

    ”曾國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說。

    我想，明天總還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動手，也還不遲。

    ”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請治罪，并建議将地方官分别嚴議革職，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