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就在拜折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折，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系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
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
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确，将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
至百姓聚衆，将該領事毆死，并焚毀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着将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
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并查明，毋稍回護。
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
原折着抄給閱看。
欽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禀報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
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裡領來的。
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
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沖突發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
慈仁堂裡，固然看不出什麼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隻是胡說。
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
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挂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着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吓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
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沖沖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
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
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于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隻見地上躺着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衆，号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
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衆，無濟于事，整個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
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
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什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
至于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
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鹹豐十年，洋兵内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
可是，他硬撐着，隻喊着他的第二個兒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曾紀鴻趕緊将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幾句話問。
”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
”周家勳答道：“态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
“别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什麼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
聽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
曾國藩不作聲。
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
隻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
現在隻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着應付。
”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
當然，這隻是他心裡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隻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
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鹹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于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
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
當錢鼎銘來谒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着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
剛才我跟莼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