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議處。

    ”等曾國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嚴參具奏。

    ” 督署之幕僚們，對這道上谕都覺得很滿意，認為朝廷不允崇厚所請，将天津地方官革職，而必留待曾國藩查明了“嚴參”，是倚重授權的表示。

    照這樣看，曾國藩将來可以放手辦事，不必憂慮掣肘。

     曾國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覺得朝廷的委任既專，自己的責任愈重。

    于是親自口授，寫呈第一通複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說的真假，為本案關鍵所在，決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說：“谕旨饬臣前往，仍詢臣病。

    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當前往。

    ” 這個奏折到京，寶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擔心他這位老同年，怕他病體難支，力不從心，不肯出任艱巨。

    但是曾國藩到了天津，隻能保得當地可以無事，法國的“兵頭”在他安撫之下，不緻操切魯莽，另生枝節，而整個交涉，還得總署跟法國公使羅叔亞來辦。

     這個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時候多。

    羅叔亞的脾氣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發生教案，總是其勢洶洶，有一番很嚴厲的指責，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說，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國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幹預。

    這顯得事有不測，寶鋆深為擔心。

    請羅叔亞請不動，把他的翻譯官德威利亞請到總署，奉為上賓，向他探詢法國方面的态度。

    德威利亞倒不擺架子，把羅叔亞的看法都告訴了寶鋆。

     羅叔亞認為這一案非同小可，最嚴重的是撕毀法國的國旗，其次是殺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再次是殺了他的僑民多人，最後才是焚毀教堂。

    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請示，一面要看中國如何辦理？ “那麼，”寶鋆問道，“請問貴翻譯官，敝國應該如何辦理，貴國始可滿意？” “不能答複。

    ”德威利亞很快地說，接着便起身要走，怎麼樣也留他不住。

     寶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裡把德威利亞的話想了又想，總覺得兇多吉少，看來不免要動武。

     “曾滌生說，抱定宗旨，不跟他開釁，我看難免開仗。

    ”寶鋆說道，“經不經得起打，且不說，光是軍費就不得了。

    ‘西饷’還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債，現在就算有什麼稅課作擔保，跟洋人開仗，就借不到洋債。

    馬上大婚還要多少銀子來花。

    真正是，唉！”他頓足長歎，“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還沉着，“急事幸可緩辦，羅使不是說要向他國内請示嗎？一來一往，最快也得個把月的工夫，盡有從容應付的餘地。

    ”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麼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裡，“上翔鳳胡同去。

    ”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

    商量了好半天，還隻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

    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麼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于各國通商，大有關礙。

    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于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氣地向各國公使去遊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

    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聽取交涉經過。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

    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

    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氣更壞，萬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

    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 “什麼叫先盡道理？”慈禧太後有些不耐煩，“你們爽爽快快地說吧！” “各國使臣的意思，最好請特簡大員，親赍國書，到巴黎觐見法國皇帝，先盡中國友好的道理。

    ”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慈禧太後問道：“不過，國書上說些什麼呢？” 國書上自然應該表示道歉。

    這話董恂卻不敢說，隻拿眼望着寶鋆。

    “自然是敦睦邦交這些話。

    ”寶鋆又說，“聖意可行，就請旨派人吧！” “你們看呢？” “臣等與恭親王商量，覺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 慈禧太後心裡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

    想想有些不公平。

    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娴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确是個很适當的人選。

     “那就讓他去吧！”慈禧太後又問，“崇厚留下來的那個缺呢？” “奴才幾個公議，想請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 “成林？”慈禧太後詫異，“不是說病得快死了嗎？” “病已經好了。

    ”寶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國藩在那裡，等這個教案了結，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緊。

    ” 慈禧太後有些遲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關，是個肥缺，寶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幫不了曾國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說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于收功。

    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壞事。

    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隻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 說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後很勉強地點了頭。

    接着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幾乎一命嗚呼。

    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

    ”慈禧太後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擡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後說：“你有什麼話要問？” 慈安太後隻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

    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寶鋆心裡在想，慈安太後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什麼好說的，隻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布了成林的任命。

    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谕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

    他已經反複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

    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着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谕紀澤、紀鴻兩兒：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

    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嚣，俱難和葉。

    将來構怨興兵，恐緻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

    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 接下來說他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折“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于“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

    ”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

    吾早歲久宦京師，于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于諸弟。

    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我身殁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凡事皆從省啬，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于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裡說得完？隻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于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

    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隻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

    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折”保薦，大成疑問。

    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于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迹，讓他心裡先有個數。

     于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複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

    寫好加封，交驿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擡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

    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

    天津的情勢，他了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

    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将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于中，卻是一件難事。

    此來不但對内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

    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

    ”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

    “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

    ”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緻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感，豈不更深？” 崇厚語塞。

    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

     可能見示？”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着手指，說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說，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系；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

    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 “高明之至！”崇厚趁機讨個輕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說，“明天我就‘放告’。

    ”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禀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缙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說帖。

    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念給他聽，有的建議憑借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衛，以為應敵之師。

    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民氣如此，着實可慮。

    ”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我看要出張布告。

    ” 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布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