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不省心？”
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祿位，唯有安撫張佩綸，張佩綸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會有所搏擊。
彼此都有退讓的餘地，所以相安無事是做得到。
關鍵所在，就是一個“忍”字。
想到這裡，不覺深深點頭。
趙師爺進言有效，越發話無不盡，“再退一步說，倘或局勢緊迫，豐潤束手，大帥……。
”他突然頓住，然後問道：“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說！怎麼不能說。
”
“話不中聽，怕大帥動氣。
”
“笑話！”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遊，莫非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
”
“既然如此，我就說：倘或戎機不利，豐潤束手，想來大帥亦決沒有挽回的妙策。
到那時候，總歸逃不了一敗，何妨讓豐潤擋在前面，大帥肩上的負荷可以輕得多！”
這一來，何璟不止于點頭，而且舉杯。
趙師爺算無遺策，進退兩得其所。
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張佩綸拱手聽命，說如何便如何，絕少異議。
唯一自作主張的一項措施是：調集了張得勝的一個炮隊，守護總督衙門。
法國的态度相當強硬。
交涉分好幾方面進行，第一處是巴黎，由法國總理茹費理向新任中國公使李鳳苞提出照會；第二處是北京，由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跟總理衙門折沖；第三處是上海，總稅務司赫德，接受李鴻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進的法國新公使巴德諾調停；第四處是天津，任何負有交涉之責的法國人，從茹費理到軍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談和的情形亂得很。
但法國的态度卻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謝滿祿在閏五月二十那天，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遵照簡明條約辦理，特旨通饬北圻的軍隊撤退，賠款二億五千萬法郎。
限七日内答複照辦，否則當自取賠款。
”所謂“自取賠款”，是法國打算占領中國的一個城市，作為質押。
照急進的孤拔主張，打算攻擊旅順、威海衛等地，但法國總理決定占領基隆或福州，這是賣一個面子給李鴻章，因為旅順、威海衛等處，是北洋水師的“口岸”。
管理總理衙門的奕劻，與李鴻章内外相維，始終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
千方百計想将法國新任公使巴德諾請到北京或天津，坐下來商談，無奈法國政府堅持不照約行事，巴德諾決不北上。
及至接到最後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讓步，由總理衙門照會謝滿祿，保證北圻撤兵，在一個月内完成。
但拒絕賠款，仍舊希望巴德諾早日北上，依照簡約規定，“會議詳約”。
法國的反應，是派軍艦一艘，直駛馬尾。
雖然一到就擱淺，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警報，張佩綸急電到京，總理衙門慌了手腳，因為七日之期一滿，“自取賠款”這句話，已可證明，不是虛言恫吓。
想來想去，隻好重托赫德斡旋。
赫德總算不辱使命，調解出來一個結果，中國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與巴德諾在上海會商。
但是情勢是外弛内張的局面，雖然法國外交部向李鳳苞表示，謝滿祿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計，賠款的數目亦可商量，但馬尾陸續有法國軍艦開到，基隆亦有法國軍艦，與劉銘傳同日而至。
隻是這些強敵迫近的消息，都沖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這道上谕是派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為全權大臣，克日到上海與法使議辦詳細條約。
并派陳寶琛會談，蘇松太道邵友濂會同辦理。
同時指示交涉應守的分際：“所需兵費恤款，萬不能允，告以請旨辦理。
最要者越南照舊封貢。
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答以由我處置。
分界應于關外界分空地，以為緩沖。
雲南運銷貨物，應在保勝開關，商稅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
以上各節，切實辯論，均由電信請旨定奪。
”
曾國荃想不到垂暮之年，還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電旨所示，與法國的要求，南轅北轍，根本是湊不到一塊的事。
而且凡事“請旨定奪”，又那裡是所謂“全權”？因此，對于此一新命，曾國荃深感苦惱。
陳寶琛則更是憂心忡忡。
書生典兵，會辦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場，一死就可報答皇恩，不負平生。
但是跟洋人交涉，強弱之勢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決不能成和議，能成和議，所簽的條約，一定是喪權辱國，罪浮于馬建忠。
馬建忠為人罵作漢奸，那自己這一來又成了什麼東西？半世盛名，平生清節，都要斷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決意不受這個“會辦”之名。
拟好電報稿子，拿去跟曾國荃商量，卻很受了一頓奚落，指他獨善其身。
這倒是誅心之論，陳寶琛無話可答，當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舊将電奏發了出去。
軍機處寄發的“電旨”，很快地到了，陳寶琛受了一頓申斥，措詞相當嚴厲，電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嚴譴。
陳寶琛無法，隻好跟着曾國荃到上海。
其實曾國荃也辭過一次，不過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顧慮到會碰釘子，不敢正面請辭，假作尚未奉到電旨，先陳所見：“疆臣戰将，不敢與聞和議”。
軍機處接到電報，自然詫異，電信瞬息即達，又是密旨，電報局何敢怠忽？細細參究，方才悟出曾國荃的妙用。
當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樣，将計就計回了一個複電，認為他是未奉電旨以前方有此電奏，如今已經将派曾國荃在上海議和一事，通知法國，倘不趕緊赴會，就是失信。
如果說疆臣戰将，不應議和，那麼李鴻章難道不是疆臣？最後又特别慰撫，說如“所議無成，即回江甯布置，并非以辦事棘手之局，責該督以必行。
”
話雖如此，曾國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議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賠償兵費，如果在這一層上不能讓步，議亦無益。
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這時候，李鴻章函電交馳，先作了交代，聲明三點：第一、北圻撤兵之事，遲延有因，依照萬國公法，不算背約；第二、福祿諾臨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當時已加駁斥，既無公文照會，何足為據；第三、諒山的沖突，法國指華軍先埋伏動手，不足聽信，實際上是法軍先開第一槍。
此外又有一個很要緊的電報，正就是曾國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鴻章表示，法國如果提出賠償兵費的要求，數十萬兩銀子，可以允許。
又說：“各國公論，萬不足恃”。
這因為新派在總理衙門行走，頗為掌權的張蔭桓，正在托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建議華府，調停中法争端，主張将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訂的天津簡約，交付各國公斷。
李鴻章怕曾國荃對此寄予深望，因而觀望，所以特為提醒一句。
就在曾國荃檢點行裝，準備專程赴會之際，北京方面仍在繼續交涉。
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給了總理衙門一個照會，聲明上海會議必須先允許賠償，方能開議細約，法國在華的海陸軍，暫以西曆八月一号為期，按兵不動。
這是變相的另一通最後通牒，隻是将限期放寬了五天而已。
同時法國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強硬。
據報紙記載，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見，法國軍艦不但會攻擊福州及基隆，同時亦會攻擊招商局的輪船。
這個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鴻章及他左右的少數人，卻是入耳驚心，寝食難安。
招商局是李鴻章假公濟私的利薮。
先以“各省在滬殷商，或自置輪船，行駛各埠；或挾資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國自立招商局，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官局，似足順商情而強國體”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準“試辦”。
而這年浙江漕米北運，海舶不足，由李鴻章策動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昴建議，即由未來的招商局承運浙漕二十萬石，酬庸的條件是由朱其昴籌辦招商局事宜。
設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管轄，卻由北洋大臣遙制。
李鴻章當然也知道此舉攬權過甚，遇到稍微厲害些的兩江督撫，一定會據理而争。
所以試辦之初，特為聲明：“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
”将招商局的性質确定為商辦，就當然可以拒絕任何衙門的幹預。
但是招商局名為商辦，其實是官辦，戶部雖隻借出制錢二十萬串，合銀六萬兩，而東南各省藩庫、海關，由于李鴻章的力量，都有“閑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極薄，在七八厘之間。
至于營運收入，光是漕米一項，每一石發水腳銀五錢三分一厘，一年以運漕六十萬石計，就可以坐收三十萬銀子，真正是包賺不虧的無本生意。
為了招商局的籌辦，由浙漕海運，沙船不敷應用而來，所以不得不籠絡掌管浙江海運已有十餘年的朱其昴，而李鴻章所信任的，卻是常州的一個秀才，捐班州縣分發到直隸的盛宣懷。
盛宣懷又聯絡廣東一個商人唐廷樞來對抗朱其昴，李鴻章聽從盛宣懷的策劃，先奏請以唐廷樞為總辦，朱其昴為會辦，之後加委盛宣懷和徐潤為會辦，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創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
招商局合計一總辦、四會辦，而實權都握在盛宣懷手中，間接也就是握在李鴻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營運上享有特權，所以一開辦生意就好，但亦是一開辦弊端就生，開支浮濫，冗員極多，帳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
好在名為商辦，任何人亦不能幹涉。
若想幹涉，有李鴻章擋在面面，告到京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是李鴻章的同年沈桂芬當權，也是“内外相維”，全力彌縫，怎麼樣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筆爛帳掀開來，更不用說想掘盛宣懷的根。
不過兩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設了十九個分局，有十艘輪船跑南北洋航線，南起香港，北至牛莊，營業鼎盛。
這一來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聯合起來排擠招商局，壓低運值，争攬客貨。
招商局為謀對抗，必須增加資本，擴大規模，正好美商旗昌銀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設計收買旗昌銀行，談判成功，收買旗昌洋行的輪船，作價二百萬兩，碼頭、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
由李鴻章奏準，兩江撥借五十萬兩，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撥借五十萬兩。
在這筆交易中，盛宣懷很發了一筆财，照例的回扣以外，還“戴了帽子”。
而從旗昌買來的船，計有江輪九艘、海輪七艘、小輪四艘、趸船六艘，數目雖不少，性能卻不見得好，成了招商局一個極重的包袱，每個月須虧負五六萬銀子之多。
這是光緒二年年底的事。
不到一年，就有個禦史上奏，指責招商局“置船過多，載貨之資，不敷經費，用人太濫，耗費日增。
”
董儁翰的奏折中又說：“招商局各輪船每屆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寅故舊，紛紛薦人，平時亦複絡繹不絕。
至所薦之人，無非純為圖謀薪水起見，求能谙練辦公者，十不獲一，甚至官員中亦有挂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
”這是承漕運的遺習，照例用來“調劑”候補州縣的辦法，無足為奇，隻不過從無“隔省”不相幹的人，亦可“挂名應差”。
這所謂“隔省”就是指直隸而言。
這個奏折，措詞不算峻厲，但按常規，理應查辦，卻由于沈桂芬的斡旋，隻命南北洋大臣通盤籌劃，認真整頓。
這反倒給了李鴻章一個機會，明裡張大其詞，說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價傾軋”，暗中承認購自旗昌洋行的輪船“年久朽敝”，而整頓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過“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萬銀子，“緩息三年”，到光緒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繳還三十八萬兩。
換句話說，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懷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
同時還有一個附片：“請旨敕下江蘇、浙江督撫，漕米須分四五成撥給招商局輪船承運，不得短少，餘歸沙船裝載，以示體恤。
此外江西、湖北采買漕米，仍照案歸局運津”。
李鴻章說這些整頓辦法，“上不虧國、下不病商”。
同時在折尾聲明，這個折子是他“主稿”。
暗示招商局歸北洋所管，與南洋大臣的關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總”因禍得福，而盛宣懷則更是官運亨通，補了天津道為李鴻章籌辦電報局。
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風風雨雨，流言始終不息，而内幕亦逐漸揭露。
盛宣懷經手這筆交易，有明暗兩面的好處，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以七折收購，再由旗昌出面實足賣給招商局。
明暗兩面的好處，總計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萬兩銀子，有七十多萬落入盛宣懷私囊。
至于李鴻章分到多少，無可究诘，隻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幹股，卻是盡人皆知之事。
轉眼三年已過，到了該拔本的時候，招商局的“商總”又出了花樣，以積欠旗昌洋行船價六十九萬兩，不能不先行拔還，“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請李鴻章出奏，以每年所運漕米應領水腳運費抵還。
這就是說，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運，應拔官帑，即無着落。
此外又有一個附片，一則說：“招商局之設，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貿易規程，自行經理”；再則說：“創辦之初，奏明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三則說：“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
”這樣反複聲明“商辦”，就是為五年以後留餘地，隻要每年有六十六萬石漕米北運，水腳運費抵還官帑，則到了光緒十年，官帑還清，整個招商局就都落入“商總”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間，兩江的局面有了變化，劉坤一調任江督兼南洋大臣。
他是老湘軍的系統，當然不會象沈葆桢、吳元炳那樣聽李鴻章的話。
于是，湘淮兩系的利益，在東南膏腴之地發生了沖突。
首先發難的是王先謙，官拜國子監祭酒，也是響當當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擊，筆鋒所及，盛宣懷首當其沖，王先謙替他下了八個字的考語：“營謀交通，挾詐漁利。
”
“挾詐漁利”，即指收買旗昌輪船有瞞天過海的計謀在内；“營謀”當然是指百計取悅于李鴻章，得獲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這些地方常為“交通宮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語，這例也不是無的放矢，而且王先謙本人也牽涉任内。
盛宣懷走通了李蓮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謙據說用過李蓮英的錢，人言藉藉，大損清譽，然而并不影響他彈劾盛宣懷，尤其是因為其中有整頓招商局的建議，更不能不發交南北洋大臣處理。
這是光緒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攬大權，因而批複王先謙的谕旨，隻令饬李鴻章和劉坤一，認真整饬。
劉坤一主張徹查，李鴻章認為不必，隻要分年拔還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複。
正在相持不下時，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嗚呼，等于盛宣懷失卻一座靠山，處境大為不利。
果然，隻不過隔了半個月——光緒七年正月十五，劉坤一單銜複奏，說“王先謙所奏，未為無因”，指盛宣懷“蠹帑病公，多曆年所，現在乃複暗中勾串，任意妄為”，将他于“收購旗昌時每兩抽取花紅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購旗昌股票，對換足額，以飽私囊”的内幕，和盤托出以後，嚴詞抨擊：“濫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躍，若有若無，工于鑽營，巧于趨避，所謂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員，有同市儈，置于監司之列，實屬有玷班聯，将來假以事權，亦複何所不至？”因而請旨，“即将盛宣懷予以革職，并不準其幹預招商局務”。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這樣嚴厲的措詞，隻是等劉坤一來動手，為時已晚，盛宣懷已“成了氣候”。
李鴻章因為一方面還要重用他來辦電報、開煤礦；一方面公私兩端都無形中受了他的挾制。
私的不必說，公的上頭，李鴻章不知保過盛宣懷多少次，說他“心地忠實”，說他“志切匡時”，而結果為劉坤一罵得這等不堪，則如無一言辯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來保舉匪人，舉主連帶要受處分，果然盛宣懷革了職，自己亦脫不了幹系。
因此，李鴻章隻好抹煞良心，硬起頭皮，為盛宣懷硬頂。
他是這樣為盛宣懷“辯誣”，說此人“在臣處當差有年，廉勤幹練，平日講求吏治，熟谙洋務商情，遂委以會辦之銜，往來查察。
盛宣懷與臣訂明不經手銀錢。
亦不領局中薪水，遇有要務，則與唐廷樞等籌商會禀。
”談到旗昌一案，說是“即盛宣懷首發其議，亦于大局有功無過。
況當日唐廷樞等于洋商已有成議，始邀盛宣懷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見沈葆桢。
其事前之關說，事後之付價，實皆唐廷樞等主之也。
”
這個奏折實在不高明，言不順、理不直、氣不壯。
收買旗昌輪船，要特地從湖北将盛宣懷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陳述其事，反更顯得劉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躍、若有若無、工于鑽營、巧于趨避”這幾句話，形容入妙。
尤其是李鴻章将盛宣懷下一個“廉”字的考語，京中傳為笑柄，說盛宣懷如果可當廉潔之稱：則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個個可以建坊旌表貞節了。
不過，李鴻章包庇盛宣懷，所憑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聲勢。
由于保薦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後對他真個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鴻章全力籌辦“師夷之長”的各項洋務，愛惜人才，不免曲予優容，因此，盡管劉坤一的理由充足，還是李鴻章占了上風，盛宣懷竟得免議。
劉坤一大為不服，第二次上折嚴參，而且隐然指責李鴻章有意包庇盛宣懷，說“招商局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糜費帑藏，以及收頭此項輪船後，折耗益甚，采諸物議，核諸卷宗，盛宣懷等實屬咎無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懷查抄，于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
到底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僅次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有湘軍一系為後盾，并可望獲得清議的支援，因而劉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懲治盛宣懷這個劣員。
誰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後暴崩之後，國有大喪，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舉朝惶惑，誰也沒有心思來管這件事。
這給了盛宣懷和李鴻章一個絕好的機會。
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劉坤一的奏折雖如烈性的火藥一般，威力強大，無奈藥線受潮，竟沒有能炸得起來。
其時李鴻章又出了花樣，決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歸入北洋。
他的辦法是，配合向德國訂造“鋼面鐵甲船”的海防計劃，奏準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腳為擔保，拔還各省的官帑，移充訂造鐵甲船款不足之數。
這一來，等于扯斷了各省跟招商局的關系，以大部分官款所辦的招商局，竟越來越象“商辦”了。
這個金蟬脫殼與移花接木兩計合并而成的策略，相當成功，官帑營運的收益，都歸入商股，所以官帑還是一百多萬兩，且大半屬于北洋，而商股則由七十餘萬增至三百餘萬。
但是，招商局畢竟為北洋大臣所創辦，總理衙門跟戶部亦可幹預，這一點“官氣”脫不掉，無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業。
那知道法國軍艦将會攻擊招商局輸船的消息，李鴻章與他的左右，在入耳驚心，苦思焦慮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來作為一個讓招商局脫胎換骨，化公為私的大好機會。
這個脫胎換骨的秘計，是由唐廷樞所倡議。
此人是英商輪船公司帳房出身，對船務比較内行。
輪船如果怕為法國軍艦所劫奪，隻有泊港不出，但那一來不但要蝕開銷，而且機器不用，必緻損壞。
除此以外，就隻有改變船籍之一法。
這個辦法又稱為換旗。
交戰國雙方的商船，如果改換中立國的旗幟，就可免予遭受攻擊，在萬國公法上有詳細的規定。
這得請教律師，招商局聘雇得有現成的法律顧問，是英國的皇家大律師，名叫戴恩，認為此事可行，但有時效，如果一旦戰事爆發，換旗就不為法國所承認了。
當然這決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換那一國的旗就是那一國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換旗國家的承認，這就隻有一個辦法，将招商局的産業，賣給那個國家。
這就有疑問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樞的私産，說賣就賣，除非暫時賣出去，事定以後還能買得回來。
不過，這也不是不可以談判的，所以唐廷樞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試探，一面密電北洋，請示機宜。
很快地，李鴻章派了一名道員到上海，主持其事。
此人就是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學貫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駐外各使館學習洋務。
回國以後，派在北洋當差，是李鴻章幕府中洋務人才的後起之秀。
朝鮮之亂，李鴻章丁憂回籍，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派馬建忠與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艦東渡觀變。
定策為朝鮮平内亂，因而有吳長慶領兵三千東援之舉，及“誘執首亂之策”，将大院君李是應騙來，連夜送上兵艦，直航天津，這些都出于馬建忠的策劃。
李鴻章所以選派他來辦這樁差使，第一是因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為他有魄力。
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決定，因為英國的法律繁雜，不如美國法律來得簡易，如果換旗以換“花旗”為妥。
美商中經營輪船最具實力的，還是旗昌洋行，一經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這筆交易，議定招商局全部财産作價五百二十五萬兩銀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則開具美國銀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執。
一筆值數百萬兩銀子财産的移轉，就是那麼買蘿蔔青菜似的容易，合約由何人出面所訂，内容如何，原約保存在何處，什麼人都不知道。
而且此事瞞得滴水不漏，連總理衙門都不知道。
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時自然還不敢兌現，脫胎換骨，總也要長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