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招商局的輪船，忽然由黃龍旗換上星條花旗，卻是瞞不過人的，總理衙門接得報告，大為困惑，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招商局已經被出賣。
雖說是為了防備法國奪船，但事先竟不奏聞，其心何居？實在費解。
因此，總理衙門用電旨詢問：
“從前設立招商局，置買輪船，系奏明辦理。
現聞售于美國，李鴻章何以未經具奏，殊屬非是。
海上轉運，全恃輪船，此舉自因恐為法奪起見，究竟是否出售，抑暫行租給？着據實奏聞。
并随時酌奪情形，設法收回。
”
雖然這通密電，措詞不算峻厲，而且已為李鴻章開了路子，留下餘地，如果是“租給”而能“設法收回”，便可無事。
但也夠他受的了。
顯然的，宰相肚裡雖好撐船，但幾十條輪船，幾十處倉庫碼頭，到底也難吞得下去。
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問，而眼前卻不能不先搪塞。
李鴻章找了盛宣懷來，反複推敲了五天，才将複奏拟成。
這通複奏，首先還是婉轉說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輪船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雖賴官為扶助，一切張弛緩急事宜，皆由商董經管。
至與外人交涉權變之處，官法所不能繩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維持。
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權處置招商局的産業，而對外交涉，由商人來處置，反較官府出面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勢日非，華商輪船二十餘艘，駛行洋面，日有戒心。
法人遍布謠言，遇船劫奪，南北商旅鹹以搭傤局船為戒。
”因而不得不換旗，但是：
“細查各國律例成案，凡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釁以前。
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之旗，有二艘換旗于戰事三日前，遂為法人所奪，複有二艘易旗于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為英國所奪。
布法之戰，兩國商船多售與他國，易旗駛行，事後仍複原業。
若暫行租售，則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
”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後終于道出，招商局是被賣掉了。
至于不事先奏聞朝廷，則已隐約解釋，是為了事機急迫。
不過招商局雖已賣去，卻可收回：
“美國旗昌銀行主，願将招商局産，悉照原值銀五百二十五萬兩，統歸該行認售，該行以銀票如數抵給。
他日事定，将銀票給還，收回船棧，權操自我，仍可改換華旗。
道員馬建忠素習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滬會查招商局務，該員就近與戴恩及旗昌反複商論，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價收回，旗昌亦誓言，決不失信，故于價值亦不計較。
”
這就要談到責任了，到底此事是誰作的主？李鴻章是這樣說：
“馬建忠偵知法事叵測，遂毅然決然，獨肩其責，因與衆商定議，訂立合同，将各船棧，暫交旗昌，代為經管，換用美國旗幟，照常駛行。
兩面所押契據，銀行期票與股票，按照西國律例，均交律師戴恩收執，日後藉以為憑。
是戰前商船換旗出售，為各國常有之事，中國雖屬創見，而衆商為時勢所迫，亦屬萬不得已。
至将來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衆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複。
”
這是一面将責任推在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馬建忠開脫。
然而數百萬兩銀子出入的大事，李鴻章如說毫無所聞，那是自欺都欺不過的，他隻好以“當法使議約未成之際，軍事旁午，臣雖知商船暫換美旗，而未悉其詳，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詞。
這樣說法，自嫌牽強，因而再一次使盡吃奶的力氣作官商之辯，論事機之迫：
“且此等事件，華商與洋商交涉，彼此全憑信義；律師既援西例擔保，而官長卻未便主議。
外侮橫加，商情惶迫，數千人身家關系，而官無法以保護之，更無力以賠償之，商人自設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
好在各省公款八十餘萬，商本四百數十萬，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縱自如。
但冀法約早定，船棧照議歸還，中國商務複興，更無吃虧之處。
惟聞法人四處偵探，總疑商局輪船，并非實售與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間攫拿，俾為軍用，美國官商亦惴惴相與隐諱，竭力保護。
此中機括，尚求聖明默鑒而曲原之。
”
這個奏折是由專差送到京裡，投遞總理衙門。
總理大臣已有十三員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權的隻有三個人：閻敬銘、許庚身、張蔭桓。
而閻敬銘憂心時局成病，在家休養，許庚身在軍機處極忙，不大到署，所以這些公事都歸張蔭桓看。
張蔭桓才氣縱橫，明敏異常，一看李鴻章這個奏折，支離破碎，不僅不能自圓其說，簡直不成話說。
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為“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未說清楚。
如為實售，則旗昌所開“收票”，應該向銀行收兌，縱為“期票”，兌現亦總有日期，現在交與律師收執，到期不兌，不是白白吃虧利息？
若是“代為經管”，則産權仍屬招商局，旗昌經管營運，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說憑幾張不能兌現的“期票”及“收票”，憑空接收價值數百萬銀子的輪船棧埠去做生意，所入盡歸于己，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聞？
至于說事機急迫，倉卒定議，“美國官商亦惴惴相與隐諱”卻總不能說連朝廷也瞞着。
這一點心迹難明，真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如今不說别樣，隻責成李鴻章将“兩面所押契據，銀行期票與收票”，從戴恩那裡收回呈驗，就拆穿了西洋鏡，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張蔭桓以前受李鴻章的賞識，最近受李鴻章的重視，論私誼自然要替他遮蓋，談到公的方面，與法交涉瀕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賴斯人，亦不宜在此時将他置于言官圍剿的犀利筆鋒之下。
好在當初電旨所責成李鴻章的，亦無非“設法收回”，這一點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問。
找個方便的機會，跟慈禧太後回一聲就是了。
誰知這個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洩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
細讀之下，隻覺得李鴻章處處拿洋人欺壓朝廷，隻因為“官法所不能繩”洋人，還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維持”這個借口，便該放縱商人，自作主張。
這樣的想法做法，又與漢奸何異？
不過，他隻是從整個文氣中，有這樣一種感覺，談到西洋的各種律例，買賣規矩，他就不太懂了。
好在有個人可以請教，這個是他本旗的晚輩，名叫傑治，曾跟崇厚當随員，駐留過法國和俄國，西洋的情形相當熟悉。
傑治也說到底是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搞不清楚，“倘是實售，斷斷沒有将來‘将銀票給還、收回船棧’之理，那是另一碼事。
為什麼呢？”傑治解釋：“船是活動的，天天在走，船身機器，都要損耗，出意外沉沒也有常事，雖有保險，到底不是原物。
如何得能如數收回？”
“這樣說，是代為經管了？”
“更不是！”傑治大搖其頭，“代為經管比實售更麻煩，實售隻要價錢談妥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快當之至。
代為經管便要談經管的酬勞，管得好，怎麼樣優為酬謝，管得不好，要負點兒什麼責任？有得好談，不是十天半個月能完事的。
”
“那麼，照你看，是這麼一泡貓兒溺呢？”
“這話，熙大爺，我可不敢說了。
”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證：“我不會叙到折子裡去。
你盡說不妨。
”
“照我看，是賣掉了。
隻是怕這塊肥肉，會有骨頭卡在喉嚨，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贓不遲。
”傑治又說，“折子裡，旗昌付的到底是什麼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說銀票，後來又說期票、收票，莫衷一是，這就有毛病。
”
“這三種票子不同？”
“當然不同。
銀票是銀行裡出的票子，就跟咱們中國的莊票一樣，隻要這家銀行信用好，擱長些不要緊，随時都可兌款。
不過，也沒有這樣傻的人，不去兌款，白吃虧利息，若是相信這家銀行，拿銀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裡生息，豈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說越多了。
”盛昱很有興趣地問：“期票、收票又是怎麼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開。
譬如說，我有一筆款存在英國彙豐銀行，留下簽字式樣，銀行就發一本收票，隻在存款數目以内寫明，憑票付多少就是多少，這就叫收票。
期票也是收票，隻不過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
這比中國錢莊憑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
但盛昱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妥，将傑治的話從頭細想了一遍，找到疑問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麼知道你銀行裡存着那麼多的錢？”
“這自然是憑信用，比較妥當是到銀行裡‘照票’，現在有電報，重洋萬裡，片刻之間亦可以查清楚。
不過‘收票’不兌，總有危險，萬一出票商家倒閉，收不到錢，豈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要拿契據、期票、收票都交給英國律師收執？”
“這又是搬出洋人來唬人，以為洋人信用好，萬無一失。
如果他呈驗契據，又可以推托，說存在洋人那裡，一時取不到。
”
“那有這回事？”傑治笑道：“這話哄小孩子怕都哄不過。
洋人居間，也不過多拿一份契據副本。
幾百萬銀子的出入，豈能一點憑據都沒有？至于向銀行收銀的票據，更沒有交給律師的道理。
萬一律師跟對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來就懷疑，怎麼說‘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衆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複。
’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擔得起五百萬兩銀子的責任？且不說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盜這筆巨款，隻說馬建忠跟戴恩之中，萬一有個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則所謂‘節節矜制’豈不是脫了節，如斷線之鸢，無影無蹤？如今聽你所說，根本不合規矩，則所謂‘交戴恩收執’雲雲，完全是架空砌詞。
國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輕侮嗎？我非參不可。
”
“熙大爺，”傑治提醒他說：“合肥自命懂洋務，實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許有人在欺騙他，亦未可知。
”
“那自然是馬建忠。
我當然也放不過他，而且必得從他身上來做文章。
不過，說合肥受欺，這話倒難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屬下也沒有人敢欺他。
”說到這裡，盛昱長歎一聲，“怪來怪去是我錯！”
“這就奇了。
”傑治大為困惑，“跟熙大爺你什麼相幹？”
“我不該參恭王。
”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樞廷，合肥決不敢如此胡作非為，再往前說，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
如今，大不同羅！”
“那，熙大爺，你是說，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
醇王主戰，跟合肥主張不同，不過，要開仗，也還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
他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敢于這樣子悍然無忌。
”
“啊！”傑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隻手洋務，一隻手北洋，是和是戰都少不得他。
做官做到這樣子，真正左右逢源，無往不利了。
”
“對了！你算是看透了。
我再告訴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戰？戰有勝敗，一敗他就完了。
隻要能跟洋人講和，他那一隻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卻能唬朝廷，可以當一輩子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
等傑治告辭，盛昱随即動筆草拟彈章，明攻馬建忠，暗攻李鴻章。
将他們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議：
“奴才揆今日情事，縱不能将該員監禁為質，似應即行革職，饬下總理衙門，責馬建忠以收贖招商局保狀，饬下李鴻章，責以羁管馬建忠保狀。
招商局關系江海碼頭，中外商務，勢不能不稍從權宜，以冀收贖。
如竟不能收贖，即将該員正法，如該員逃匿，即将李鴻章正法。
使外國人聞之，知小臣權奸，皆難逃聖明洞鑒。
”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謄清呈遞時，得到消息，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已經下旗出京。
這是交涉決裂，邦交中斷，雙方将以兵戎相見的鮮明迹象，所以總理衙門密電各省督撫備戰。
大敵當前，戰機迫切，如果以這樣嚴峻的措詞，參劾重臣，未免太不識大體。
因此，盛昱隻有将折底鎖入抽鬥，等大局平定了再說。
謝滿祿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歸于決裂，當曾國荃在上海與巴德諾開議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開議是六月初七。
曾國荃與陳寶琛以外，新派駐日使臣許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協助交涉。
巴德諾提出要求三款，其實隻有兩款，又重在賠兵費上面，開價兩萬五千萬法郎，折合紋銀一千二百五十萬兩，同時要決定交款的地方期限。
如果中國政府幹脆痛快，願意速了的話，賠款可以減少五千萬法郎。
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劉永福的職，隻要賠款談妥，當然可以讓步。
曾國荃由于曾得李鴻章的授意，當即表示：可以用撫恤法國陣亡官兵的名義，付給五十萬兩。
巴德諾一口拒絕，而朝廷又以輕許賠款，傳旨申斥，曾國荃搞得兩頭不讨好。
而會辦大臣陳寶琛為了支援張佩綸，又堅決主張由南洋派出兩條兵輪到福建，正遇着曾國荃情緒大壞的時候，就沒有好臉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絕，“我決不能派。
”
“元帥，”陳寶琛的詞氣也很硬：“閩海危急，豈容坐視？
不能不派。
”
“閩海危急，南洋難道不危急？前一陣子張幼樵電奏要船，軍機處複電南北洋無船援閩，由廣東、浙江酌調師船。
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曉得？”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如今小宋制軍急電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義，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
曾國荃隻是搖頭，“我南洋也要緊。
”他說，“沒有從井救人的道理。
”
這是表面文章，曾國荃真正的顧慮是怕一派兵輪，贻人口實，巴德諾會認為一意備戰，并無謀和的誠意，因而使得大局決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僅隻南北洋兩大臣，連主戰最力的醇王，反對賠償兵費最堅決的閻敬銘，亦都動搖了，因為調兵籌饷，處處棘手，倘要開仗，實在沒有把握。
閻敬銘願意設法籌一百萬兩銀子，以“邊界費”的名義，付予法國，征得醇王的同意後，會同入奏。
醇王幾乎天天被“叫起”，隻是為了避嫌疑，表示與恭王以前的“議政王”有所不同，從不與軍機大臣一起進見，或則“獨對”，或則與總理大臣同時跟慈禧太後見面。
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親政以前，先與慈禧太後一同接見臣工，學習政事，隻有召見“本生父”的醇王時，方始“回避”。
這天是與奕劻、閻敬銘、許庚身及其他總理大臣同時“遞牌子”進見，奕劻首先陳奏：“巴德諾已經有照會給曾國荃，昨天是西曆八月初一，議定賠款的限期已到。
今後法國任憑舉動，無所限阻。
看樣子，隻怕一定要占領我中國一兩處口岸，作為勒索之計。
事機緊迫，請皇太後早定大計。
”“法國的限期，也不止說了一次了，到時候還不是沒事？”慈禧太後微帶冷笑地說，“你們天天商量，是和是戰，到現在也總沒有一句切實的話。
要打，有沒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總得找條路讓大家好走啊！”
“現在法國也是騎虎難下，巴望着找個台階好下。
”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從中轉圜，據曾國荃打來的電報，恤款能有三百萬兩也就夠了。
李鳳苞從巴黎來電，說法國已有話透露，可以減到兩百五十萬兩。
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給一百萬兩銀子，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
“一百萬兩也不是小數目，那裡來？”
“跟皇太後回話，”閻敬銘接口答奏：“這個數目，臣可以籌足。
”
“是賠法國的兵費嗎？”
“不是賠兵費，是給法國的‘邊界費’。
”
“什麼叫‘邊界費’，還不就是‘遮羞錢’嗎？”慈禧太後堅持不允，“決不能給！這一次是法國無理，反而叫咱們中國賠他兵費，欺人太甚。
照我說，應該法國賠咱們兵費。
凡事總要講道理，如果你們肯用心辦事，早請出别的國家來調停公斷，何緻于弄成今天法國得寸進尺的局面？”
“各國公論，并不足恃。
”奕劻答道，“如今隻有美國願意出面調停。
奴才等天天跟美國使臣楊約翰見面，總拿好話跟他說，楊約翰說美國極願意幫忙，總在這幾天，他京城裡就會有确實回音來。
”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說。
”
“隻是法國蠻橫無理，怕他們這幾日就要挑釁，基隆、福州都很危險。
”
“萬一要開戰，也隻有接着他們的。
”慈禧太後冷笑，“天天嚷着備戰，總不能說一聽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發抖吧？”
聽到這樣的話，醇王隻覺得臉上發燒，再也說不出求和的話了。
“我也不是一定說要開戰，不過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氣咽得下，什麼都好說。
”慈禧太後停了一下又說，“法國兵艦有好些開到福建，當然不能不防。
你們再仔細去籌劃，果真開仗沒有把握，咱們另作商量。
”
慈禧太後有回心轉意，也願保全和局的模樣了，而就在這時候，張佩綸上了一個“密陳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趨強硬。
這個奏折是這樣寫的：
臣于閏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請進軍馬尾，力遏敵沖，饬記名提督黃超群，引軍由陸潛進。
二十七日複得北洋大臣李鴻章電，稱法領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滿，即攻馬尾船局之說。
臣恐敵釁，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發，侵曉駛至船局，與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
兩營隊伍選鋒亦至，臣令沿途多張旗幟，列隊河幹疑敵。
”
除了疑兵之計以外，張佩綸又很得意地奏報孤拔對他有忌憚之意：
“先是臣軍未至，與何如璋密商，以水師遊擊張成率揚武兵船一艘，暨兩小蚊船與敵船首尾銜接相泊，備敵猝發，即與擊撞并碎，為死戰孤注計。
敵人惡之，三日以來，賴以牽制。
晨光熹微，法水師提督孤拔，驟見臣軍旗鼓，則就師船诘問，疑我欲戰，臣令張成答以中國堂堂正正，戰必約期，不尚詭道，囑該提督無用疑懼。
該提督即邀張成相見，詞氣和平，言中國待我有禮，聞百姓驚疑，我船亦拟先退兩艘等語。
視二十七日法領事帕裡塞照會之辭頓異。
臣仍饬水步各軍嚴備，并親率黃超群等周曆中岐山，以望敵師，船則大小五艘，錯落羅星塔，距船廠僅半裡許。
連日茶市頗停，民情洶懼，蓋敵取福州之說，騰播于兩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
接下來叙述船局難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條疑兵之計：“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備戰，顧臣軍實無一雷也。
”
這條疑兵之計，在第二天即有效驗，法國兵船退了兩艘，但“出則聯口外之三艘以駭長門，入則聯口内之兩艘，以疑船局”，而閩江僅有三條“局船”，孤危撐拒。
敵人可退可進，可戰可守，況且“南北洋兵船迄無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敵退解嚴？”同時也提到總理衙門的一個電報。
總理衙門倒是看準了法軍的謀略，第一，必得占領中國一處口岸，作為勒索的憑借，但中國與外國議和，非李鴻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
否則逼近畿輔，京師震動，李鴻章的處境相當困難，和局難成，對法國亦沒有好處。
因此，第二，所占之處須遠離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對海軍補給方便的地方為理想。
這樣，基隆有煤礦，福洲有船局，便成為法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就是首當其沖的鹄的。
總理衙門因為連日接到電報，法國兵艦在閩江口出入頻繁，而交涉方面劍拔弩張，看樣子福州船局必難幸免法國兵艦的炮火。
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鴻章的判斷，“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馬尾守軍肯小小吃些虧，戰局不緻擴大，則和局猶可挽回。
所以給張佩綸一個電報：“小挫可圖再振”。
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緻會追究責任，勸他忍辱負重的意思。
張佩綸自然懂得，卻不受勸，他說：“果臣軍一敗，資仗都盡，無兵無饷，又誰與圖再振乎？”當然，他這樣侃侃而談，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為了反襯他的忠勇奮發之忱，他不能不牽扯彭玉麟作個比較。
據說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辦理廣東軍務，與兩廣總督張樹聲劃定防區，彭玉麟當南面瓊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動廣東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為保障。
此事為張佩綸所卑視，正好拿他皮裡陽秋一番，用來擡高自己的身分，表揚自己的功勞：
“當臣出次時，省城民無固志，風鶴皆兵，頗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瓊防之例留臣者。
臣自念新進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馬尾不戰而失，遂其質地索償之請，而臣且在省靜候，與此土一并贖還，其腼然何以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為皇太後、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謂此軍即可制勝也。
”
“此軍”就是黃超群一軍，是張兆棟留以自衛，為他硬奪了來的，此軍雖未必可以制勝，但張佩綸卻仍有制勝的把握。
“臣親至前敵，則頗覺各營之偵探、各路之電傳，半亦法人虛聲恫吓，而臣前請先發制人之算，尚非毫無把握。
”
他的把握是出于兩點判斷，第一、中國對法國一再讓步，法軍不必死戰，而反恐張佩綸所指揮的水師和陸軍，拉住他們死戰，在士氣上先已遜了一籌；其次，法國在閩江之内的兵艦，僅不過多于局船兩艘。
如果法軍全部登陸，則可乘虛襲擊敵艦，倘或登岸一半，僅不過數百人，以兩千陸軍迎擊，法軍未必能占上風。
而況敵軍深入内陸，處處可以斷他們的歸路。
同時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