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饬，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
謹恭折陳奏。
”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體，深為滿意。
随即交代謄正呈遞。
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诏書的文字。
這道诏書，乃是“曉谕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牍，指責法國無理，一直叙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
”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
其中特别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着以提督記名簡故，并賞戴花翎。
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圖恢複。
”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
”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诏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将，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隻能草草定稿。
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台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為焦急。
”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裡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
”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據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
醇王對于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隻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勝。
軍務部署隻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盡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桢負責籌饷征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
同時電饬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饷。
談到這裡，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後。
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诏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谕，對左宗棠才有交代。
這天夜裡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
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閑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
宣戰诏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布，通國皆知，可是并沒有激起什麼同仇敵忾的義憤，隻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
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于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
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為表裡，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賈似道。
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
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衆矢之的。
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内閣學士徐緻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厮”之後。
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禦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洩漏朝旨。
慈禧太後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饬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複奏說緻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并非私函。
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後，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内，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禦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
慈禧太後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饬。
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後一下子換了六個。
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隻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
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内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
這位号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折上來的。
這個折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台灣。
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饷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
至于顧慮道路阻隔，糧饷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
這套話，在慈禧太後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
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後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
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為指授方略的根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國軍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
據說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占芝罘，再占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為難。
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洞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迷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後似乎并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緻勝的把握。
于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交涉對象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為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