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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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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出席的瞿鴻玑,都認為議約能有這樣的結果,已是差強人意了。

     其中有個随員,卻忍不住有一肚子話說。

    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潤田,祖父兩代都在曾國藩所創設的江南制造局供職,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夠自費留學日本,學的是法律。

     畢業之時,正好新設商部,有許多商事法需要拟訂,并決定借鑒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攬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

    中日北京會議的随員,多在外務部及商部調充,曹汝霖因為學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選。

    小村的發言,他不須經舌人傳譯,語氣吞吐迎拒之間,了解較深,每每為當事人誤解對方的真意,該争的地方不争,不該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虛耗工夫而着急。

    他在會中無權發言,亦無法遞個條子去提示糾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潤幹燥發癢的喉頭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會,他可真忍不住了。

    向例散會以後,除了瞿鴻玑徑回公館,其餘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凱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應該提出的文件及次日會議應該注意的要點,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紹儀問道:“唐大人,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要請唐大人指教。

    小村本來已經同意,得日本同意後,中國亦可添造鐵路。

    後來唐大人提出主權的主張,小村立即改口,光說中國不能在南滿添造鐵路,不及其他,作為定議。

    那時,唐大人為什麼不駁他?” 話說到一半,低頭在吃飯的袁世凱,倏然擡眼,但他很機警,知道唐紹儀要受窘了!為了不使他過分難堪,立刻又低下頭去,假裝進食,其實一口飯在口中緩緩嚼咽,側着耳朵在細聽他跟曹汝霖的問答。

     唐紹儀有些惱羞成怒了,“外交上說話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廣東腔,大聲答說,“我提出主權的主張,是扼要的話。

    他既承認我的主權,自然不能單獨行動,這些道理你不懂。

    ” 曹汝霖見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沒好臉色給他看,微微冷笑着偏過臉去。

    這頓晚飯吃得便有點不歡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剛剛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凱的名片來見,說是:“大帥請曹老爺在今天開議之前,早點請到北洋公所,大帥想跟曹老爺談談。

    ” 開議是下午三點鐘,曹汝霖兩點鐘就到了。

    一到便請入簽押房,袁世凱起身迎接,就請他在書桌對面落坐。

     “潤田兄貴處是……?” 由此一句開始,袁世凱細問了曹汝霖的家世、學曆,在日本幾年,何時到部,是何職司,最後提到昨天飯桌上的事。

     “昨天聽潤田兄向少川質疑,實在佩服!” 經過昨天那一番質問,曹汝霖氣平了許多,唐紹儀盛氣淩人,固然風度欠佳,自己在那樣的場合,直揭長官的短處,亦未免少不更事。

    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說:“是我太輕率,出言欠檢點。

    ” “當年我也是如此。

    ”袁世凱說:“年輕倒是要有銳氣才好。

    ” “是!請大人多指點。

    ” “不敢當!倒是這次議約,我要請教的地方很多。

    ”袁世凱略停一下說:“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議了!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聞高見,将來好有遵循。

    ”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對不對。

    ” “對不對,要說了再研究。

    有意見,總是好的!請不必客氣,有不妥之處,盡管指出來。

    ”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說:“安奉鐵路不是戰利品,日本要重建,應該是可以要求他們合辦的。

    ” “是!是!這是我疏忽。

    ” 聽袁世凱引咎自責,曹汝霖頗為惶惑,照此說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輕許,變成專門來指責他了!那豈不大違本心? 袁世凱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說道:“潤田兄,若說聞過則喜,我還沒有那樣的修養。

    不過,我請教足下,并不是想聽幾句恭維的話。

    我幕府中筆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動手的東西請他們改,總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歡喜。

    這一點知道的人也不少。

    潤田兄,請你了解我的誠意,盡管直言。

    ” 有此一番說明,曹汝霖才能暢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滿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權的地方也還多。

    譬如撫順煤礦,附設煉鋼廠,規模甚大,不管于軍需、度支,都有很大的關系,何不要求合辦?”他停了一下說:“光是限制礦區,不準超出鐵路沿線多少裡以外,并不是好辦法。

    再說,事實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礦穴,隻朝有礦的地方去開,在地面上或許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凱很想了一會才問:“還有呢?” “還有,俄國割南滿一段給日本,照道理說亦須經中國同意。

    ” “喔,”袁世凱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這是什麼道理?” “中東鐵路是中俄合辦的。

    俄國由華俄道勝銀行出面,中國有五百萬兩的股本,說起來中國對中東鐵路亦有一半的權利,如今要割讓給日本,當然要中國同意。

    否則,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嗎?” 聽得這一說,袁世凱好半晌作聲不得,“潤田兄,”他說:“你的道理不錯。

    不過關于中東路的權利,我們早就在無形之中放棄了。

    ”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脫口答說,情緒顯得有些激動了,“當時為了中東路,楊、許兩星使,與俄國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

    楊星使因為受氣而暈倒,以緻命喪異國,可以想見磋商之激烈。

    如今俄國是戰敗國,中國正該趁此機會,舊事重提,切切實實提出收回利權,重新合辦的要求。

    至于華俄道勝銀行,當時是否一并議及,我不甚清楚。

    好在事隔未久,外務部必有檔案,大人何不調出來看一看。

    ” “潤田兄,你的見解十分高超。

    不過,唉!”袁世凱歎口氣說:“雖然事隔未久,已幾經滄桑。

    對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勳業中的一大敗筆,當時的内幕,想來你亦必有所聞,我們後輩,不便批評,何況李文忠賢良寺議和,積勞殒身,說起來跟陣亡是一樣的,更何忍批評。

    如果翻中東舊案,勢必傷李文忠的清望。

    再者,如今的國勢,亦還不是能翻舊帳的時候。

    潤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請你細察。

    ” “是的!”曹汝霖以諒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凱的看法。

     “至于這次對日交涉,說起來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

    我跟潤田兄一見如故,不妨談談。

    第一是撤兵。

    朝廷對收回東三省,屬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們的弱點,隐隐然以撤兵作為要挾。

    這,想必你亦看得出來。

    ” “是!”曹汝霖承認他說的是實話。

     “其次,北洋很想多辦點事。

    ”袁世凱也有些激動了,“中國從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鬧政變,後來又鬧拳匪,不但元氣大喪,而且浪擲韶光,我們落後人家太多了,一天當兩天用,猶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隻要力之所及,總是盡量多做。

    可是有人以為我攬權,尤其是……唉,不提也罷!”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發言,總要向瞿鴻玑問一句:“是這樣嗎?”或者:“不知道這樣做行不行?”原來樞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綢缪。

     ※※※ “中日新約”終于定議了,計正約三條,附約十二條。

    前後不滿一個月,照會議日期來說,算是順利的。

     最後一次會議,奕劻自然要出席,簽字及畢,攝影留念。

    第二天,袁世凱在北洋公所設宴為小村餞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凱旁邊,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間的舌人。

    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以及要言不煩的措詞,大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後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談談。

     袁世凱當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專用的會客室讓出來,供他們單獨談話,真正是單獨,并無第三者在座。

     “這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所以會議上竭力讓步。

    ”小村說道:“那知是失望了。

    ” 所謂“讓步”是比較而言,較之馬關條約,這一次的“中日新約”在日本算是很客氣的,但仍得了便宜,總是事實。

    曹汝霖不願與他争辯這一點,隻問:“請問貴大臣,此來所抱的絕大希望是什麼?” “我原以為袁宮保必有遠大的見識、眼光,在會議之後,想跟他進一步讨論兩國如何聯盟,那知道袁宮保過于保守,會議席上,隻在文字枝節上講究,斤斤計較,徒費光陰而已。

    ” “兩國聯盟?”曹汝霖問道:“自然是對付俄國?”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憂色,“俄國的野心甚大,我在樸次茅斯議和時,已經看出來了。

    俄國将來定會卷土重來,如果貴我兩國,不早為之備,一定同受其害。

    倘能彼此聯合,整軍經武,力圖自強,兩國或可免受其害。

    ” “既然如此,貴大臣何不向袁宮保直接提出這一番意思?” “袁宮保不從大處着眼,聯盟之意,此時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 “那麼,”曹汝霖問:“貴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夠轉達?” “是的!有機會請你轉達,倘或袁宮保有意讨論,我可以專程前來。

    ” “好!我一定設法轉達。

    不過,”曹汝霖想了一下說:“我聽說政府方面對袁宮保亦有疑忌之意,這一層,貴大臣在會議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

    關于聯盟一節,即或袁宮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時亦不便向政府進言。

    這是我個人的私見,提供貴大臣作參考,幸勿為外人道!” 聽得這番話,小村半晌作聲不得,最後歎口氣說:“我想不到中國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辭去以後,袁世凱自然要找曹汝霖詢問談話的内容。

    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據實相告,隻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說的那一段話。

     “唉!”袁世凱歎氣的神情,跟小村一樣,“我又何能作為? 隻好辜負他的盛意了。

    ” “外人的看法不同。

    ”曹汝霖說:“莫說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誰不以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聽計從,有一番大的作為?那知事實并非如此。

    ” 袁世凱默然半晌,才說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處境越難!” 他一直覺得應該有所表示,到得此時,認為以退為進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

    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關照張一麟替他預備一個“請開去各項差使”的奏折。

     張一麟對袁世凱的待人處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舉的用意,所以這個奏折寫得冠冕堂皇,但見表功之意,并無固辭之心。

    袁世凱深為滿意,但卻遲遲未曾拜發,要挑個最适當的日子。

     幾經咨詢,接納了楊士琦的意見,在封印之前一天拜發。

    因為就表面而論,這個辭差的奏折,到達禦前,已在封印之後,如果邀準開去各項兼差,則封印開印,天然就是一個交接的絕好時限。

    至于談到實際,辭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這個奏折是寫給慈禧太後一個人看的,若以為有挽留的必要,發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

    趁封印期間,了掉這重公案,不會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響。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後頗感意外,在召見軍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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