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仿佛如孟子所說的，胸中有一團浩然之氣。
相形之下，見得讀書人的尊貴，就算他們是矯情鎮物，也是涵養功深，遠非袁世凱所及。
不過，這一番張皇，亦有收獲，至少可以證明，大權在握的載沣不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會象翁同龢那樣，已經被逐，複有交地方官編管的嚴譴。
因此，見風使舵慣了的一班人，覺得稍稍親近，亦不自妨，錫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複見臣門如市的盛況，卻不似奉嚴旨那天那樣的凄涼了。
計劃當然改變了，袁克定留京供職，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
來話别的人，絡繹不絕，最使得袁世凱感動的，自然是張之洞。
大開中門，迎到廳上，請張之洞升了炕，袁世凱命長子率領諸弟，一字排開，磕下頭去。
口不言謝，而意在叩謝張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顯然的。
“不敢當，不敢當！”張之洞欠身虛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來，他隻跟袁克文說話：“豹岑近來看的什麼書啊？”
袁克文絕頂聰明而學無專長，最近在看吳大澂、葉昌熾為潘祖蔭捉刀的、有關碑帖的著作，知道張之洞很讨厭這些玩藝，所以答說：“在讀杜詩！”
“你是第幾遍讀？”
“第三遍。
”
“不夠，不夠！”
于是張之洞由杜詩談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詩談到宋詞，滔滔不絕，一談便是半個鐘頭，不容人張嘴。
好不容易才讓袁世凱插進一句話去：“中堂就請在舍間便飯。
”
“不，不！”張之洞說：“琴軒約了我談事，我該去了。
”
“中堂這麼說，我可不敢再留。
”袁世凱說：“如果是前幾天，我把那中堂請了來，也是一樣。
”
“如果是前幾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擾琴軒了。
”張之洞面現悽惶：“慰庭，你這一走，就該輪到我了。
”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
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欽顯皇後特達之知，國家柱石，攝政王極敬重中堂的，聽說曾跟中堂虛心請教，如此批折，足見是以師禮待中堂。
”
“我請攝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
”張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終于搖搖頭說：“‘南人不相宋家傳’，南人亦可哀也已！”說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凱帶着他的兒子送到停在廳前的轎子邊，看他上轎擡走，方始轉回身來，一面走，一面問：“南皮剛才念的那句詩，我沒有聽清楚。
”
“‘南人不相宋家傳’。
”袁克文答說：“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詩。
”
“你倒找來我看看。
”袁世凱說：“何以南人可哀。
”
※※※
雖說全眷回籍，其實還是袁世凱先走，家眷随後出京。
因為奉旨回籍，向例隻比充軍稍微寬一點。
充軍是旨下即行，出城找個地方暫住，再備行裝，奉旨回籍雖不必這樣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鴻玑之例，為袁世凱挂了花車，可是送行的場面，卻不能相比。
瞿鴻玑有一班翰林、禦史的門生，捧老師的場，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隻是一時不自檢點，驟失簾眷，被禍到此為止，決不會有何株連，且很可能還有複起之日，不妨留個将來京華重見的餘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凱不同。
私宅緻意，還不甚要緊，公然車站送行，顧慮甚多，亦因為袁世凱的仇人太多。
因此上車之時，情景凄涼，除了家人至戚之外，隻得兩個僚友送行。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
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升為學部侍郎。
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
”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折子，唯有把它“淹”了。
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于他的手筆。
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鬥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
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隻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
”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獲。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
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
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
”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别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别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着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别自有說”是由于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
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
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弑君”，益覺不平。
于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曆史是交代得過的。
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
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
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絕交二十年而複交一事，袁世凱得意之情，溢于詞色，臨歧話别，而有此豪情快語，自然使人高興，楊度不由得從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蘭地，以蓋作杯，快浮一白。
“不過，如今談立憲，亦猶如三十年前談洋務，太時髦了！是故立憲派亦有真、有假。
”袁世凱拍着楊度的手背說：“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後英雄，可稱憲政的保姆，自然是立憲派。
我看康梁就不見得了。
”
“康梁師弟，似乎應有所區分。
”嚴修說道：“如混為一談，稍欠公道。
”
“誠然，誠然！”袁世凱很快地說，然後轉臉問道：“有個叫胡衍鴻的革命黨，晢子，你熟不熟？”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
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
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内幕，頗得實情。
”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聽途說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
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
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
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
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
“他自号‘長素’，争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确不可及。
”嚴修問：“‘退化’何說？”
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
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诏，“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
”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别，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
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着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危險，也不必去勤他。
”
接着胡衍鴻又說：“保皇卻不然，不必興兵動衆，隻須集些錢财，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裡，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
康有為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卻比起勤王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
談到這裡，袁世凱停了下來，啜口茶閑閑地問楊度：“晢子，你在東京見過‘康聖人’所奉的‘衣帶诏’沒有？”
“多少人想見都見不到。
我不信有此一诏！”楊度答說：
“康門高弟，亦頗不以此舉為然。
”
“康門高弟”自是指梁啟超。
袁世凱不知道楊度所說的“此舉”，包括康有為借“衣帶诏”斂财在内，隻以為楊度是替梁啟超辯白，不以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诏為然。
這一來，話就有點接不下去了。
到這時，賓主三人才覺得輪聲震耳，不由得都轉眼外望，風卷黃沙，昏蒙蕭瑟，令人有一種郁悶難舒的感覺，不如不看。
于是不約而同地收攏了視線，仍舊由袁世凱接着楊度的話說：“康有為這‘五個退化’之中，變法一說，倒是無意中搔着了癢處，連張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動心。
翁師傅器量狹一點，不過想緻君于堯舜之忱的忠愛之心，是萬無可疑的，大概他對康有為的論調，也覺得不失為救時的良策。
不過，翁張兩公，都是讀通了書而不免天真的人，以為王安石的變法不錯，錯在用非其人，鑒往如今，康有為之言可用，康有為其人不可用！所以，說翁張兩公曾薦過康有為，是康梁一黨造作出來，自擡身價的活，其實是不會有的事。
不過，既賞其言，不免要談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會了解‘師傅’的苦心，貿然傳旨召見康有為，翁師傅總不能說，康某心術不正，不宜召見。
隻好支吾其詞，以緻惹得大行皇帝對師傅有了意見。
否則，以大行對翁師傅之親密，當時隻要出死力争一争，孝欽顯皇後難道就不念兩朝帝師的舊情？”
嚴修一面聽，一面不斷點頭，聽完說道：“宮保此論，精辟之至。
說翁師傅曾舉薦康有為，我亦不信。
翁師傅很想有魄力，實無魄力，就算真的賞識康有為，亦沒有膽量去薦他。
”
“再說，”楊度接口：“翁師傅豈不知康有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為如果得志。
自然要爬到翁師傅頭上。
此人名心甚熾，利心亦不淡，隻要看他用‘衣帶诏’行騙就可知道。
”袁世凱緊接着說：“不但衣帶诏無其事，就是所謂‘兩奉密诏’亦不盡不實，第一道朱谕是給四京卿的，與康有為無幹。
而且到底有沒有這道朱谕，亦是疑問。
”
談到這裡，是個叩問戊戌政變的好時機，楊度不肯錯過機會，且趁勢問道：“怎麼，不是說譚複生去訪官保時，曾經出示朱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