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回去過年呢。
”
其實我每天給裁縫店撕日曆是有目的的，我用日曆背面寫字，阿拉伯數字也是這樣學來的。
記得我有一段時間念數字1、2、3、4……到了31又從頭開始1、2、3、4……，媽媽說：“你為什麼總是念到31又回到1呢？”
我說：“日曆不是這樣的嗎？”
媽媽說：“日曆也有30甚至29、28又回到1的，你念到31接下來應該是32、33、34……才對。
”
“為什麼每個月的天數不都是31呢？”
“這是公曆，如果是農曆的話，一個月隻有29或者30天。
”
“公曆和農曆兩個年不一樣？那我們一年有多少天啊？”
“一年都是365天或者366天，農曆有閏月。
”
“？”
像這樣的問題總是越問越多，沒完沒了，媽媽每一次都很有耐心地解答，有時候回答不出就說“等你上學就會懂的。
”我的童年就是帶着這許許多多的謎團長大的，這些謎團一直到上學後才逐步解開。
堂哥的照相館被“公私合營”，歸到“供銷社”管理，父親再次被掃地出門，到幾十公裡外的一座高山上砍樹燒炭，全是“義務勞動”，沒有一分工資，說穿了就是“勞動改造”。
母親隻好又拖着我們三兄弟回到古鎮，卻又生下了第五個孩子——我的四弟。
四弟剛出生不久就送給親戚家，換來我們全家幾天的口糧。
鄰居黃素貞，父母都在香港做生意，因此過着非常優裕的生活，她老公黃秋聲是個老實巴交的白面書生，據說是她的同班同學，被她看上，念高中的時候她就已經懷上了秋聲的孩子，于是提早結業把他招贅入門為郎君。
頭胎是個女孩，取名黃麗慧，與我同齡，但比我晚幾個月出生。
素真的父母捐錢給小鎮建了個非常壯觀的影劇院，鎮政府安排素真在影劇院當售票員，黃秋聲也安排到供銷社當會計員。
我四弟送人時，剛好素真又生下一個男孩子，取名黃亞國。
素貞自己不奶孩子，請我母親當奶娘，每個月給我母親幾塊錢，我們每天仍然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我曾經問母親：“他們家那麼有錢，為什麼不能每個月多給我們幾塊錢？”
母親說：“鎮上還有幾十個女人都想當奶娘呢，我們能進入他們家還是來之不易的。
”
哥哥轉學到鎮中心小學，為了交學費，在暑假期間同我和年近古稀的奶奶一起到生産荔枝罐頭和果酒的一家食品廠裡做臨時工，工作是剝荔枝果皮。
我可能因為身體太虛弱，也可能是蹲在地上的時間太長，有一次站起來踉踉跄跄地走向廁所時竟跌落在食品廠的酒糟池裡。
又是一個好心的工人把我從池子裡撈起來——這是我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的大難不死。
所以我一輩子懼怕酒糟的氣味，一聞到酒糟的氣息就恐怖得渾身發抖不已。
我至今還記得：剛被救起來的時候，圍觀的人們叫我趕快回家去換衣服，我走到半路上不走了，站着發呆，過路的人問我為什麼不回去，我說：“衣服濕了，怕回家挨打。
”幹脆到附近的小溪跳進水裡，連衣服都洗幹淨，上岸站着曬幹了又回去食品廠繼續做工。
母親知道這件事後，不讓我到食品廠打工了，又“安排”我同奶奶去公路局“錘石子”——這工作是力氣活，奶奶的雙腳是“三寸金蓮”，祖孫兩個隻能一塊一塊地搬着小石塊，放在一個大石頭上，再用鐵錘打成更小的“石子”，然後把石子整成一堆，待公路局的管理人員來量體積計算工資——兩個人一天“賺”到的工資還不到一毛錢。